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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在南征途中第一个打下的县城——的地主之家。李善长最多不过是起码的传统学者精英人物。他这个人没有多少学识造诣，但直到那时为止他却与朱元璋的其他伙伴有明显的不同。他能够与朱元璋谈论历史和礼仪——这是中国人讲治平之术的两大支柱；他够格掌管幕府，而它又是任何领袖在致力征服和治理这两方面所必需的机构。他一直是朱元璋主要的文官，最后在1368年被新王朝任命为中书左丞相。
李善长是从此以后被积极召募的这个日益扩大的文官集团中的第一个人。在每次攻下一个行政城镇时，当地的文人不管是在敌人那里服务的或是过隐居生活的，都被召来接见并常常给予官职。比如，1355年在太平当朱元璋初渡长江和得到杰出的陶安的帮助时，这个办法就付诸实行了。在攻下南京之后，他征聘了十余名士大夫，把他们安置在南京城市以及新征服的附近县城的新文官政府中。特别是朱元璋对那些曾服务于元朝的人和精英阶层中他的“级阶敌人”都采取明显的概不歧视的态度。由于这些原因，朱元璋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难题。
他的出身确实是“被压迫群众”中最贫苦的阶层。他的教育程度太平平了，因此他和传统的统治阶层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他最初的文人助手们使他相信，以公元前3世纪汉王朝的开国之君为榜样（汉高祖的出身虽然不像朱元璋那样低下，但他可以成为很近似的榜样），他也可以成为一位圣明之君。朱元璋在这些年中努力想做到合乎标准的圣明之君，这表明他非常勤奋好学，颇堪造就；他的精英集团顾问们真心实意地引导他向这方面发展，这显示了他们是信奉开放社会的理想的。
可是，某些近时的历史学家们指责他“背叛”了他的低下的阶级出身，因为他背弃了促使他发迹的民间秘密宗教教义。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妨碍把叛乱变成政府所需要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教义的改变进行得很小心谨慎，因为他认识到了教派的思想在他的军人随从者的心目中和在被他征服的某些地区的民众中间是有份量的。可是，他渐渐地能够搞起妥协折衷来了。到了他实际上建立新王朝的时候，他能够公然斥责红巾军的思想意识是煽惑普通老百姓的愚蠢的异端。然而，直到他临死他都一直骄傲地谈及和写到他来自充满天灾人祸的淮河地区而作为贫农儿子的卑微出身，最后他对只知道过精英阶层那种悠闲自在生活的人表现了越来越多的蔑视，甚至还表示愤慨。可是，从1355年渡江到1367年末建立新王朝时为止的这些年中，他表现为一个孜孜不倦和心胸开朗的好学之士，不断地开拓着他的视野。
那个时期的军事方面的历史将在下一章详加描述。保证他的早期国家能够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军事任务左右了那些年的岁月。朱元璋建立了开创一个新王朝所需要的一整套政府制度。这一章结束时将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步骤。
据认为，朱元璋以厌恶的心情目睹战争的无意义的破坏，他也曾尽力要求军队守纪律，以便赢得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好感。从早在1354年起及其以后的年代就有许多传闻轶事，说他很同情受苦的人民和坚持严格的军纪，而这与当时的一般战争行为都是截然相反的。这些传说受到了挑战。①人们认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为后世所添枝加叶的结果，其用意在支持王朝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以显示天命的正确作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从原则上说来，天命应该归于那个最能体现以同情心治国这种理想的争夺王位者。朱元璋的仁慈无疑地被后来的说教夸大了。可是，他最早的一些文人顾问们，从1354年的李善长和1355年的陶安起，经常给他讲授这种道理。这可能在促使他重视安置普通农民的生活中起过某些作用。特别是在他最初的年代中，他尽力创造一个未来的贤明统治者的形象：减免战祸地区的赋税；惩罚他自己军队中的掠夺者；以及和奖赏自己队伍中的追随者一样，也嘉奖为元王朝忠诚无私地效劳的人员。不管准确与否，他能够以这样的形象同蒙古官员们，同他的大部分对手的放纵恣肆行为，或者从最好的方面说是不关心人民疾苦的行为，构成鲜明的对比。
朱元璋非常尊敬那些为他的敌人服务过的人所表现的忠诚的优秀品质。他从未向蒙古元王朝一度享有的合法性挑战，只是指出蒙古在他那个时代应该失去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当敌人的军事领袖因抵抗他的部队而殉职时，或者当平民被俘后自裁而不是顺从他时，他对这些人都葬之以礼，甚至往往建祠作为纪念。这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有利于填平他和整个社会地方精英之间的鸿沟。这种政策当然是他的文人顾问们劝他实行的，而他以自命不凡地把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的态度采用这种政策。
曾经有人强调指出，朱元璋并不真正相信民间宗教领袖们的教义，即至少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粗俗的迷信。①可是，他并不与大批食客分手：这些人都装扮成受人尊敬的预言家、成功的法术师、疯疯癫癫的和尚和另外一些平凡的宗教领袖。这些人使他的事业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具有一种天神相助的味道。这种情况在他的文人顾问和士大夫的圈子中引起了问题，因为他们宁肯与所有异端邪说更明确地决裂。由于他凭他的直觉处理了这种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独立思考、他的意志力，以及他对群众心理的了解是有比别人高明之处。
朱元璋最后同红巾军宋王朝的决裂时间要比他的学者顾问们所建议的时间晚得多。1363年，朱元璋专心致志于对他最强大的敌人陈友谅的即将到来的最后战役作准备。2月份，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敌人张士诚派遣一支讨伐部队来攻打安徽西部的安丰。此地是韩林儿和宋王朝出谋划策者刘福通的大本营。这对作为北翼红巾军最后残余的忠实保护者朱元璋来说是加倍为难的事情，因为那时他的战线是拉得太长了。不顾他的战略和治国论的主要学者顾问刘基（1311—1375年）的严厉劝告，他还是派出一部分野战军并亲自（由徐达去打头阵）带领前往救援韩林儿。根据大多数材料，刘福通被张士诚的军队俘获和杀害。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渡过南京以西的长江，把小明王的宋朝廷迁往滁州：现在在军事上已无足轻重的红巾军朝廷能够在这里平平安安地苟延日子了。
这次牵制性军事行动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他的敌人的错误在于没有更好地利用它。可是，当朱元璋正在受到南翼红巾军的挑战时，这次牵制性战役对保证朱元璋的军事领袖们的顺从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甚至他青年时期的哥儿们也认为必须捍卫他们合法地位的源泉。朱元璋照旧奉宋国家龙凤年号的正朔，一直到韩林儿在1367年1月过长江被淹死时为止，按照旧历这时是前一年的腊月。但是，虽然朱元璋有此机会能够解除他长期和小明王及其已消失的权利这些旧形式的联系，他仍然在一年以后才把他的王朝改名为“明”朝。这个字含有明教的意思，表明他没有彻底割断与教派教义的所有联系。
整个地说，我们看到了从对民间文化的亲近过渡到对伟大传统的亲近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多方面的困难，也看到了朱元璋通过有些曲折的羊肠小径从此端走到彼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巧。叛乱分子中他的对手们没有一个能以同样的机敏来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
《明史》卷一的《明太祖本纪第一》包括1368年以前的年代，大致描述了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创建南京（1356年改名应天）政府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他在那时就开始宣称天命已改，或许甚至改到了他的身上。1356年有一条是这样写的：秋七月己卯，诸将奉太祖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①在这里，朱元璋，在他生前就用了“太祖”的庙号，这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泛常用语。其余说法则有严重失误。“行省”一词是用于元代省一级文官政府的行政机构。引文中这一个行省是这一时期的新创造：“江南”泛指长江下游地区，它不是元朝一个行省的名称。朱元璋的南京根据地只管辖长江以北很小的地面，那时这是元朝河南行省的一部分，外加元朝江浙行省（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再加上今浙江和福建）的几个县。这个新的叛乱行省被雄心勃勃地称为江南，它是北方红巾叛军在1356年到1359年之间所建五个省中的一个；这五个行省是他们想控制在那些年代或者以安丰（在今安徽）、或者以开封为首都时向外扩展的领土。从那个叛乱的宋政府的观点来看，朱元璋不过是他们在新近成立的南京地方行省的高级领袖之一；他最初被任命为副元帅，后来被提升为行中书省左丞相。如果他是被命名为吴公，就不会要诸将来推举他，而是由宋的叛军首都来任命，就像在五年以后，即1361年实际发生的那样。 ①总而言之，这个新的行省还不是一位早已清楚地预见到天命将归属于他的未来皇帝所控制的独立的叛军基地。它此时仍然是后来被弄得名誉扫地的秘密教派叛乱运动——朱元璋就是从它这里接受他的身份和权力的——的一部分。可是，朱元璋清清楚楚地是那里正在兴起的人物，一旦他像在1358年中那样清除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即他往日的恩师郭子兴的诸子和女婿，宋叛乱政权就逐渐承认了他的地区性领导地位和默认了他的主动行动。当宋政权的傀儡皇室小明王和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刘福通一起在1359年末被察罕帖木儿赶出开封并逃回安丰时，北方红巾军叛乱的权力马上衰落了下来，而且它的所有行省都得依靠自己的资源各顾各了。除了朱元璋的江南以外，没有一个行省熬过了1362年。逐渐地，朱元璋在事实上取得了多数传统史料过早地认为属于他的地位。
当朱元璋在14世纪50年代逐渐地变成了南京舞台上的主人翁时，尽管我们对这一历史记载有各种怀疑，但仍应该得出结论说，他是地区性叛乱领袖中的佼佼者，因为他很认真地在想方设法建立一个日益完善的政府。每当他访问他迅速前进的军队所占领的新地区时，他经常和社区领袖及乡村父老们讲话以消除疑虑，派代表叫他们恢复和平生活和生计，同时他作为贫农的儿子能懂得他们的需要，所以允诺要实现一个仁慈的政府。1358年3月，他任命从前元朝最能干的官员之一、破南京后即投降过来的康茂才去他认为应该升格的江南行中书省中的一个机构任职；这个官署就是都水营田司。朱元璋在任命时嘱咐康茂才道：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今当春耕，水旱不时，伤害农亩。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潦，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则非付任之意。①很显然，朱元璋的看法是很实际的：他认为：用“仁慈”的眼光看待农民的疾苦就有助于重新安置无家可归的和难于统治的人民，可以让他们从事生产活动，同时就能保证他的政府有粮食和赋税来支援军队。这种利他主义不是犬儒式的；它符合生活的事实。是否这种贫苦老百姓式的对底层社会抱有的机敏的理解才使得他这样做，或者是否这些言行表明他新召聘的儒家顾问们的传统的伦理和治国论已很得势——这确是个争论之点：像这样的事情这里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无论如何，他在14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实行的政治团结表明，他在使文官政府的广泛发挥功能以适应他的事业方面比他的对手们要高明多了。还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1360年他新设了几个官署来开征酒税和醋税，并改进食盐专卖的经营管理，虽然他这时并没有控制地处更东边的重要产盐地区。1361年他开始铸造铜钱，而到了1363年他的铸钱据说已达每年3800万枚。接着又马上实行了新的茶叶分配专卖制度。1362年设立关卡以征收过境商品的传统税。
由于朱元璋的优秀将领们攻克了南京之东、南和西南诸方面邻近地带，江南行省——事实上是14世纪50年代末他的整个政府——的范围扩大了。当浙江北部大片地段在1358年和1359年落入他的部队之手时，他在婺州（今金华）设置了“股肱郡”，此地离南京东南200余英里，距元朝的大据点杭州——最近被张士诚所攻占——不足100英里。朱元璋旅行到了这个地区，并且花了1359年上半年时间研究它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