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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傅吾康：《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第17、32页。
⑤ 同上，第17—18、63—64页。
① 布希：《东林书院》＇13＇，第57—66页；和约翰·梅斯基尔：《明代的书院与政治》＇376＇，见《明代政府研究的七篇论文》＇263＇，贺凯编（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171—174页。
②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8—71页。
① 《明史》＇41＇，第7845页。
② 朱由检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1—192页。
① 例如，见艾伯特·詹：《明朝的衰亡：内因研究》＇18＇，哈佛大学学位论文，1953年，第10页。
② 《明史》＇41＇，114，第3542页。
③ 《国榷》＇498＇，6，第5387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46＇，第513页。
② 倪元璐传见《明史》＇41＇，265，第6835—684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87页。又见黄仁宇：《倪元璐：一个新儒学学者和政治家的“现实主义”》＇253＇，载《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137＇，狄百瑞编（纽约和伦敦，1970年），第415—449页。
③ 刘伯涵：《论袁崇焕与东林党的关系》＇351＇，《历史研究》，4（1958年），第11—27页。
① 詹：《衰亡》＇18＇，第10—11页；和杰里·登纳林：《嘉定义士：中国17世纪的儒家领导阶层与社会变迁》＇142＇（纽黑文和伦敦，1981年），第28—29页。
② 钱谦益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48—150页。
③ 温体仁、周廷德传见《明史》＇41＇，308，第7923—7937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77—279、1474—1478页。
④ 郑芝龙、熊文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10—111页；《明史》＇41＇，260，第6733—6738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2—566页。又见威尔斯：《海洋中国》＇568＇，第216—220页；刘香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辞典》，第947—949页。
① 皮埃尔·昌努：《古伊比利亚人的菲律宾和太平洋（16、17、18世纪）：方法与活动迹象介绍》＇50＇（巴黎，1960年），第148—160页；和埃玛·海伦·布莱尔和詹姆斯·亚力山大·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1493—1803年》＇8＇（克利夫兰，1903—1909年），23，第29—92页。
② 布莱尔和罗伯逊：《菲律宾群岛》＇8＇，24，第254—255页。
③ 例如，这个时期输入欧洲的西班牙美洲金银的估计，见厄尔·J。汉密尔顿：《美洲财富与西班牙的价格革命，1501—1650年》＇196＇（坎布里奇，1934年），第34和42页；对这些数字的评论，见皮埃尔·维勒：《黄金与货币史》＇523＇，朱迪思·怀特译（伦敦，1976年），第193—194页。
④ 查尔斯·R。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澳门与古日本贸易史，1555—1640年》＇10＇（里斯本，1959年），第115—144页。
⑤ 下面一段大大有赖于詹姆斯·B。帕森斯的《明末的农民起义》＇418＇（图森，1970年），第1章。也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上海，1948年），第15—51页。
⑥ 《国榷》＇498＇，6，第5469页；李文治：《晚明民变》＇354＇，第24—25页。
① 杨鹤传见《明史》＇41＇，260，第6725—6728页。
② 皇太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3页。
① 满桂传见《明史》＇41＇，271，第6957—696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1—562页。
② 迈克尔·库珀（耶稣会）：《通译员罗德里格斯：一个在日本和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126＇（纽约，1974年），第342页。
③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26页。
① 祖大寿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769—770页。
② 《明史》＇41＇，271，第6966页。
③ 张存仁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11＇，第56—57页。
④ 孔有德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35—436页。
⑤ 耿仲明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16—417页。
⑥ 孙元化传见《明史》＇41＇，248，第6436—643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86页。
① 钱龙锡传见《明史》＇451＇，251，第6484—6486页。
② 乔允升、曹于汴传见《明史》＇41＇，254，第6553—6557页。
③ 见本章，《魏忠贤的垮台》。
④ 钱象坤传见《明史》＇41＇，251，第6492—6493页。
⑤ 何如宠传见《明史》＇41＇，251，第6491—6492页。
① 《明通鉴》＇210＇，4，第3165页。
② 《明史》＇41＇，305，第7827—7831页；艾伯特·詹：《衰亡》＇18＇，第56—57页；和邓恩：《巨人的一代》＇148＇，第253页。
① 例如，见《明人传记词典》＇191＇中的讨论，第1477页。
② 文震孟、何吾驺、钱士升、姚希孟等人的传，见《明史》＇41＇，216，第5718—5719页；251，第6487—6488页、6495—6499页；253，第653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37—239、1467—1471页。
① 关于这个时期一般情况的更详细的讨论，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22—52页；和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26—43页。
② 虽然其相互关系（如果有的话）尚待研究，但应指出在17世纪30年代初，印度北部的许多地区也遭受严重干旱。关于接着发生的经济灾难和人的困苦，见威廉·哈里森·莫兰：《从爱克巴到奥伦寨：印度经济史研究》＇394＇（伦敦，1923年），第205—219页。
③ 陈奇瑜传见《明史》＇41＇，260，第6729—6732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5页。
④ 李自成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91—493页。
① 洪承畴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8—360页。
② 卢象昇传见《明史》＇41＇，261，第6759—6765页。
③ 见地图26。
④ 关于这次秘密会议，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40页。
⑤ 曹文诏传见《明史》＇41＇，268，第6893—6898页。
⑥ 吴睹魇贰罚�41＇，252，第6521—6525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494—1495页。
① 英文著作中关于这次起义的最新讨论，见彼得森：《匏瓜》＇425＇，第36—37页：和希拉里·J。贝蒂：《中国的土地与门第：明清两代的安徽桐城县研究》＇6＇（剑桥，1979年），第43—45页。
② 彼得森引方以智的话，《匏瓜》＇425＇，第36页。
① 关于这些弊病和试图改革它们的详细讨论，见登纳林：《财政改革与地方控制》＇143＇。
② 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第121—122页。
③ 同上，第119页。
④ 这时中国许多地方的情况似乎与法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情况相似。简·德弗里斯：《危机时代的欧洲经济，1600—1750年》＇141＇（剑桥，1978年）第63—64页。
① 布莱尔和罗伯逊编：《菲律宾群岛》＇8＇，30，第51、69—70页。
② 博克瑟：《从阿马康来的巨舶》＇10＇，第145—158页；小叶田淳：《日本16、17世纪的金银生产与使用》＇288＇，W。D。伯顿译，《经济史评论》，第2辑，18，2（1965年8月），第256页。
③ 这些问题的讨论，见杰里·登纳林：《许都和南京的教训：江南的政治一体化和地方防务，1634—1645年》＇144＇，见《从明至清》《476》，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89—132页。
④ 《明史》＇41＇，110，第3386—3389页。
⑤ 关于这次袭击，见帕森斯：《农民起义》＇418＇，第38—39页。
① 薛国观传见《明史》＇41＇，253，第6537—6541页。
② 黄道周传见《明史》＇41＇，255，第6592—660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45—347页。
③ 杨嗣昌传见《明史》＇41＇，252，第6509—6521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8—1542页。
① 阿济格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5页。
② 关于条约，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7页和第1372—1373页。
③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6页。
④ 例如，见李文治《晚明民变》＇334＇第124页关于这一点的简要讨论。
⑤ 张献忠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7—38页。
① 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4—565页关于这个决定的讨论。
顺朝过渡时期
对当时生活在中国的许多人和以后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明王朝的结束是在1644年4月25日午夜刚过不久，当时崇祯皇帝在一个忠心的太监陪同下，爬上御花园里的一座小山，自缢于寿皇亭。①49天前，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军队横扫山西，进入北直隶北部，到4月24日，就在北京郊区扎营了。崇祯皇帝拒绝逃往南方和以他的名义在那里组织抵抗运动，最后企图打扮成太监逃出皇宫。这个企图失败后，据说他就不太高贵地去寻死，临死前把眼前的这场灾难归咎于几乎每一个人，就是不归咎于他自己。他的一些大臣表现得要高贵一点，他们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以自杀来报答皇帝和王朝给予他们的恩惠。
1644年4月25日早晨，李自成的士兵终于在京城的街道上出现，他们以值得注意的克制态度执行他们的任务。对老百姓施加暴力是不予宽恕的，抢劫者被立即处死；当李自成在午后到达皇宫时，城市已笼罩在一片平静气氛中。这种纪律和秩序主要归功于从前的明朝官员和儒生顾问，他们是在李自成在西北最后几年的战斗中参加进来的。这些人下决心帮助他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王朝。任何有损于李自成威严而合乎情理（如他们所认为的）地接替皇位的事情，都在禁止之列。
当李自成知道崇祯皇帝死了时，他似乎真的感到悲伤。弗雷德里克·韦克曼认为，这是因为他“感觉到了在中国的政治看法中弑君者可怕的负担，他可能还认识到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通常要被一个对推翻前皇室没有责任的人所接替。②这可能说明为什么李自成一再推迟他的登基仪式，而宁愿保持顺王的头衔，这是1643年他在咸阳自封的。
无论李自成对登基有什么疑惧，组织与充实他的官僚机构却不能等待。虽然大多数重要职位由1644年以前投奔他的人担任，但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中缺乏合格的人员，他不得不从一开始就从成千留在北京的明朝官吏中选用有才能和专长的人。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使人困窘的安排。李自成从前的许多反政府宣传，曾直接指向北京的当权者，他和他的助手都不想原谅或忘记。由于这个原因，挑选出来为新政府工作的人，大多数是低级官僚，至少从理论上说，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制定导致明朝覆灭的政策。
在没有在顺朝政府中得到职位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久就面临比失业更坏的命运。李自成进北京几天后，就面临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所面临的同样问题：如何给他的军队发饷。李自成期望在国库里找到的大量财富并不存在。5月1日，他同意从拘留在城内各军营中的许多明朝官员身上筹措款项。知道要他们自愿捐输势必很难，负责这些军营的将领们就开始实行一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问，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许多俘虏困此丧命。到5月12日，就连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过分而下令停止。但将领们对他们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满意，当得到释放剩下的俘虏的指示时，他们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北京的商界。
这种不正当的做法，导致军队纪律的松弛。不久，顺朝的士兵就在大白天抢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从“腐败残暴”的明朝政府统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一个月的人感到恐怖。李自成企图恢复秩序，但不成功，当他在5月18日骑马出京去指挥北直隶东部的一次战役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无疑是晦暗的。当他在东北受到最后一个明朝统帅吴三桂（1612—1678年）和满族将军多尔衮（1612—1650年）①的沉重打击，于14天后回到北京时，他的王朝的命运看起来就更加晦暗了。6月3日，在最后一次疯狂的抢劫和流血中，李自成终于在武英殿的一次匆匆组织的仪式上称帝。第二天，他放弃北京，去西安准备即将来临的许多次战斗。
1644年6月5日早晨，多尔衮的前锋到达京师郊区，当天下午，多尔衮和他的近侍住进了紫禁城。在近30年的公开战争之后，满族人终于开始统治中国。多尔衮立刻派兵追击向西逃窜的李自成。这事留待清史开头几章再讲。在那时以前，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
① 岩生成一：《朱印船贸易史之研究》＇277＇（东京，1958年），第327页；奥斯卡·纳霍德：《十七世纪时荷属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关系》＇402＇（莱比锡，1897年），增刊，63；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