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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监国鲁王开始在长垣岛重建一个正式朝廷，任命了许多大臣，他们中有的来自前绍兴朝廷，有的来自前福州朝廷。两个阵营的官员在一起工作得很融洽，当收复了福建东北部的几个地区时，精神都很振奋。福建山地的义军对鲁王在沿海的进攻作出的反应也是令人鼓舞的。1647年的秋冬两季，福建中部山区到处都有明藩王和当地义军领导的暴动。第一次这样的暴动甚至威胁到清军对他们的山区重镇浦城的控制。不久，福建中北部的几乎每一个地区都起来反抗。尽管清军设法保住或夺回一些要害地点，但对这个地区的征剿一直持续到1651年。
这次在福建对清军的挑战，并非一切都始终顺利。最带来损害的，是郑彩与监国鲁王的某些其他支持者之间产生了不和。郑彩是个军人，他想把持朝政的企图看来引起对他极大的不满。但除去这个问题，鲁王政权也缺乏足够的人力与内地的义军联合行动。再有，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清军更擅长陆战，在战术上比明军有更大的灵活性。
到1648年春，清军重新占领了几乎全部鲁王军队在福州府的据点。一年后，福建东北部已经收复的地方重又丧失。这时候，郑彩失去了支持鲁王政权的兴趣，回到厦门，希望与郑成功和解。监国鲁王留在海滨，直到张名振再一次救了他。1649年7月，张名振收复了海岸要塞健跳所，监国鲁王得以在那里重建他的朝廷。
浙江阶段
鲁王朝廷从健跳所很容易与浙东南山区的各武装组织取得联系，他们是从1646年清军侵入周围地区后就在那里坚持战斗的。他们包括爱国志士和投机的地方豪绅。此外，与福建东北部毗连的温州府的各支义军也得到鲁王朝廷的鼓励和帮助。监国鲁王现在有两个机会在浙江建立一个陆上基地，但都没抓住。一方面是因为清军能够坚持住。另一方面是因为鲁王政权缺少人力；而且，在新的执掌兵权者张名振和他的政治上的批评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摩擦。
在四明山依山结寨抵抗清军的人中，最强大与最得人心的是王翊，他是个倔强的战士，出身低微。他在1648年春被清军打败后，重新拉起队伍，当鲁王朝廷到达健跳所时，他正处在他的力量的顶峰。但是，尽管他坚决反清，却不愿对张名振丧失他的独立。在鲁王朝廷与各山寨之间没有达成协议。
到1649年秋，健跳所的供应严重短缺，事情很明显，监国鲁王的朝廷必须放弃它在大陆上的立足点。张名振和他的部下这时与心怀不平的将领密谋除掉黄斌卿，把舟山岛作为监国鲁王朝廷较安全的驻地。黄斌卿失败后，于10月29日在舟山自尽，鲁王朝廷于11月移至岛上。1649年以后，鲁王政权处于孤立状态，并采取守势；它最关心的是生存下去。
清廷的战略是建立一支胜任的水师，与此同时镇压钱塘江东西两岸山中的明义军。除此之外，继续封锁与舟山的贸易，欢迎明军中的逃兵来归。1650年10月，清军对四明山中的抵抗者发动一次有计划的进攻，有效地摧毁了王翊的组织。1651年3月，由于琐屑的然而激烈的争吵，一个被暗杀的明将领的某些部下逃到清方，向敌人报告了舟山的情况。这样，到1651年秋，清军怀着相当的信心准备进攻这个岛屿。
从10月4日到15日，清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夺取舟山的战役。这次战斗的主要冲击力量，是来自定海的一支清军，它在舟山海道上摧毁了明军的一支主要舰队。监国鲁王可能事先得到警告，同张名振离开舟山城，留在一只船上。10月15日，在坚守了10天之后，城墙终于被大炮攻破。鲁王的大多数亲属和朝臣壮烈牺牲，其中许多人自尽。
随后，张名振带着监国鲁王沿海岸南行。1652年初，他们和朝中的少数幸存者在厦门被郑成功收留。这时郑成功或者已经消灭他在郑氏集团中的对手，或者已经将他们置于控制之下。此外，张名振现在力量很弱，不能不听从郑成功的统率。郑成功与两广的永历朝廷保持象征性的联系，接受永历的封爵，①并对永历的求援作出了反应，尽管不成功。鉴于这些情况，郑成功很可能是以藩王之礼对待鲁王，而不承认他的监国地位。总之，监国鲁王在厦门岛定居下来，于1653年放弃监国地位。①从日本求援
以水师支援监国鲁王的人，就是那些在晚明时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从事大规模非法贸易的人。郑氏集团不过是这种海盗贸易者中组织得最好的。郑成功在日本出生，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像郑成功这样的人，长期以来就跟受益于中国贸易的日本地方贵族和官员关系密切。尽管明廷在一世纪前就禁止这种贸易，并在16世纪90年代断绝了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但日本人仍然坚持与中国贸易。甚至在17世纪30年代，为了消灭在日本的基督教和缩减并控制进入日本的欧洲贸易船只而实行一项排外政策时，这种情况仍然不变。此外，以建立德川幕府告终的1600至1615年之间的战争，使日本武士得到了勇猛的名声。因此，南明的海上支持者不断去日本招募兵士，取得武器和战争物资，是并不奇怪的。②首先向日本请兵的是郑芝龙，1645年12月，他的代表出现在日本指定的外事港口长崎。两个月后，隆武政权的一个将领来求兵和盔甲。对第一位使者的答复没有记载；对第二位使者的要求则根据明朝和日本都禁止出口武器的条文予以拒绝。隆武朝廷的下一个使者似乎对江户幕府感到兴趣。1646年10月，黄徵明既作为郑芝龙个人的代表又作为朝廷的密使，想要获得一些日本最好的军队。这一次幕府的回答暂时是否定的，因为日本领导人显然正在考虑某种军事行动，需要知道更多的关于中国的情况。但是，在把回答传达给黄徵明之前，福建沦陷和郑芝龙降清的消息传到江户。所有进行军事援助的想法都被放弃了。接下来是1647年春由监国鲁王的追随者担任的正式使命，但这次被日本人用站不住的借口拒绝了。
于是企图绕过幕府，直接求助于有势力的岛津氏族，他们从萨摩岛上的领地与中国进行贸易，关系密切，对明朝抱同情态度。1647年夏，黄斌卿允许他的弟弟陪伴热情的沿海抗清战士冯京第去萨摩岛，也许是希望重提先前未达成的关于获得人员、粮食和武器的协议。据说岛津氏族的确送了大量明初的货币去舟山，但不是军事援助。
尽管接连失败，明朝爱国志士仍然希望通过贸易和文化渊源关系从日本得到某种形式的援助。郑氏尤其坚持谋求以中国药材、丝、白银和其他货物换取日本的武器和给养（特别是制造黑色火药的硝石）。在舟山时，鲁王政权曾企图赠送珍贵的佛物给长崎的一座庙宇以博得好感。虽然这个使者未被接见，但据说后来日本人为解救舟山的饥馑，送去大量谷物。而郑成功，通过恭维和通过透露他的日本血统，可能得到了一些大炮和武器。
虽然我们很少知道日本人对这些请求的具体答复，但看来他们大体上出于三个理由，不愿给明朝的爱国志士以直接军事援助：忙于国内问题；新近实行的排外政策（它除了排斥欧洲人外，也禁止日本人出国）；对南明的能力估计不高。渡过公海进入中国的军事冒险，可能严重破坏新的德川政府达到的脆弱均势。此外，这样的行动将增加在滨海地带与好战的欧洲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许多人还记得由于水师弱小，在1592—1598年的朝鲜战争中日本遭受的失败。但是，最明显的是日本文献中触目的对比：一方面是对明朝力量和爱国志士的希望的夸大描述，一方面是通过长崎、朝鲜和琉球感觉到明朝的不团结和爱国志士的虚弱。日本人丝毫也不同情清；也不把满族人征服中国看成必然。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混乱，可以理解，他们不愿卷进这样一种不确定的局势中。
② 廖汉臣：《郑芝龙考》＇338＇，见《台湾文献》，10，4（1959年12月），第63—72页和11，3（1960年9月），第1—15页。
① 《隆武遗事》，＇365＇，附录（清初；1911年—1912年上海重印；1968年台北影印），第11—12叶。
① 在汉语中，志愿为事业而战称为“义”。在这里，“义”还增加了一层含义，即“义军”的领袖们与晚明政治中的“清流派”有联系。
① 森正夫：《17世纪福建宁化县黄通的抗租叛乱》＇396＇，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系列，20（1973年），第1—31页；21（1974年），第13—25页；25（1978年），第25—65页。
① 关于隆武皇帝和皇后的最后命运有各种说法。这里的记述根据江日昇：《台湾外记》＇74＇（约1708—1718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60，台北，1960年），2，第94页和《清实录·顺治实录》＇494＇，29，第2叶（第341页）。
① 清代和20世纪的许多记述称朱由榔为桂王。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在隆武皇帝死前，他的承袭并未批准。
②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阮元等编（1864年；1934年上海影印），18，第1叶；83，第28叶。
西南和东南，1652—1662年
1652至1662年间，对明朝有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于帝国的南部边陲。清廷把镇压看作令人讨厌的杂务，但又是财政与政治稳定所必须的。
地处内陆、发展不充分的西南——贵州和云南——与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青翠的东南海岛情况十分悬殊。在17世纪50年代，明朝的文职官僚机构在这两个地区都被军事组织所盖过，这些军事组织原来是在明朝控制之外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领导人员来自造反者和海盗，帝国政府就逐渐失去了它一贯的基础。“明”愈来愈表示一种抵抗外国入侵与征服的无畏意志。
张献忠的遗产
从1644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贵州和云南发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戏剧性事件，影响到永历朝廷最后10年的进程。主要起义领袖之一的张献忠，在崇祯时期没有被李自成消灭或吞并，1643年在湖广中部第一个称王。1644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国，定都成都。他从这里控制了四川广大地区中最发达的部分①，继续进行了两年的恐怖统治，使人口和资源锐减。①尽管四川与外界相对来说是隔绝的，但张献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灭明朝的将领，他们幸存下来，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受到他的老对手李自成的威胁，然后是清军的威胁。1646年底，在四川作为一个基地已被消耗殆尽后，张献忠开始向陕西进发，企图与清争夺西安。但当他在四川北部一个地点扎营时，于1647年1月2日被一支清军所杀。
张献忠死后一个月，他的四个部下，其中最重要的是孙可望和李定国，①试图收拾和带领残部去比较安全的贵州。他们攻克重庆，接收了大部分防军。重新壮大了力量，1647年初春，他们继续南行，通过遵义，占领贵阳。一路上很少遇到明朝文武官员的抵抗。但军队没有在贵州停留多久，因为张献忠的继承人共推的领袖孙可望不久就被一种非常情况吸引到云南去了。
有明一代，云南的治理很特殊。像西南其他省份一样，云南采用通常的省、府和州县的民政机构与世袭的土司（非汉族居民的地方政府）和宣威司（通常是在土著居民地区）相结合的治理办法。①与这两种体制相平行的，是沐家的军事体制（和广大的庄园），沐家是明太祖义子沐英的后代，沐英封于云南。实际上是沐氏家族使云南成为明朝的一个省，并使其成为汉族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家族的声望一直很高，它的权势是没有争议的，历代黔国公是明朝唯一持续掌握实际领土权力的勋臣。
但在崇祯朝，有两种情况削弱了沐家的控制。第一，现袭黔国公沐天波让事权落入一个腐败的下属之手，此人的傲慢态度既得罪了沐天波的汉族僚属，也惹恼了当地土司。第二，沐天波的某些僚属以及土司由于在外镇压湖广的汉族起义者和贵州的土著叛乱，逐渐滋长了野心。这些情况终于导致云南东南部土司沙定洲的叛乱，他于1646年1月攻占云南府（今昆明），企图取代沐天波为世袭的都督。沙定洲篡夺沐天波的职务，打败或合并了他的大部分军队，胁迫明朝的民政官员服从。但他不能消灭在云南西北部坚持不走的沐天波。这个僵局由于一个本地的将军邀请孙可望进入云南而被打破，孙可望则由于平定沙定洲叛乱而摆出不可一世的样子。
现在回到张献忠残部的首领的问题。1647年春，造反军借口为沐家复仇和恢复明朝的统治入侵云南。他们突破沙定洲的东部防线，将他赶出云南府，赶回他的老巢。整个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