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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长龄传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张格尔家族的全部成员。但是勒柯克孜人没有照办，浩罕则以伊斯兰法律为由公开拒绝引渡（张格尔家族是伊斯兰教祖的后裔）。
那彦成到达喀什噶尔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议将犯叛乱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没收。这些土地每年可收粮五万六千担，他主张以三万八千担作驻军饷项，其余一万八千担用来提高官员们的俸禄。
从国内观点看，这些主张不管有多大价值，却从未付诸实施，因为那彦成的对外事务的建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简言之，那彦成的建议是要完全停止对浩罕的贸易，直到汗国交出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为止。所有在六城地区居住不满十年的浩罕人应予放逐，他们贮藏的大黄、茶叶和其他财物应予没收。在六城地区居住十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应使之归化；应与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们与玛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远。“叛民”的妻子儿女应发配为奴和流放到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这些措施平息山区来的骚乱，还想使浩罕统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经注意到，浩罕君主在十八世纪之采用汗的称号是一种僭越，特别因为在突厥语和满洲语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称号。因此，北京拒绝承认浩罕统治者为“汗”，继续用早些时候的头衔“伯克”来称呼他。然而，浩罕的战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国谒见时称呼浩罕统治者为“吾儿”（在亚洲腹地的词语中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统治者继续称自己为汗。此外，在喀什噶尔的每次朝见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节并未能履行规定的礼仪，也许更为过分的是，在正式文书中他的名字是有泥金书写的。①清朝政府立即赞同实施那彦成的建议。那彦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继任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隆阿和叶尔羌办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动：没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黄和茶叶，把他们从六城地区赶走。在准噶尔地区，官府也驱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满城，与回城离得较远，但在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阗，商业区仍旧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尔， 清政府方将商业区安置在满城之中。
非浩罕人为了商业事务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许布哈拉人经由巴达赫尚和喀尔提锦来喀什噶尔，但是，当局对外国人课以重税，以维护一种新的官铺制度的利益。旨在开辟财源以供养新疆驻军的官铺是仿效政府垄断对准噶尔地区的哈萨克人贸易的办法建立起来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国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优先进行贸易的权利。但是，清朝给予柯勒克孜人一份从安集延人那里没收的大黄和茶叶，用以保持他们的好感。一所官办茶局（创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开始顺利地向陕西私商运入准噶尔地区的各类茶叶征税。然而到1829年末，官铺在六城地区引起的不满和困难多于收入，因此当局废除了这些官铺。
其他为驻军而开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扩大和改良六城地区耕地的方式。张格尔的圣战中断了前此为东突厥斯坦日益增长的人口而开垦未经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区的严重粮荒使得大量建议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张在东突厥斯坦开展军屯。长龄建议把所有从叛逆者那里没收来的土地上的佃户转为国家农户，使之为驻军生产粮食。武隆阿和署理陕甘总督鄂山极力主张从中国内地招徕移民。虽则这一意见预示着将来的趋势，但却是同清朝将汉人和亚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长期实行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因此，新疆当局不得不满足于灌溉计划、已增加的户口登记数和税收。但是，六城地区的人口因圣战而减少了，这些措施是不够的。
那彦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贸易的措施，从根本上打击了汗国的财富和力量。浩罕已经获得了对喀什噶尔的东西方商队贸易的控制权，并以损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扩大了这种控制，它又一直在寻求柯勒克孜和哈萨克同准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还想控制印俄贸易的东方路线。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东、西两种商路： 一是经由西边的一条迂回路线，通过喀布尔和巴尔赫到布哈拉，然后运到浩罕；①一是由夏季线和冬季线这两条东边路线通过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市场，浩罕商人就在叶尔羌购买这些货物。清政府是否曾经允许商队享有通过帝国领土的特权，这还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国力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所以为了防范这种企图，它正式拒绝批准浩罕商队经拉达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库尔和叶尔羌购买印度货物，把它们经过浩罕运到俄国市场去出售。叶尔羌于是成了印俄贸易的一个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够将他们购买的货物经由自己的国土运到俄国的好处，但是汗国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叶尔羌或色勒库尔购买印度货物，也不能阻拦这些货物运往伊犁或塔尔巴哈台再往前运到俄国领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许浩罕商品通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价飞涨，随之而来的是两年经济困难。清政府对于浩罕高级官员的恳求书信无动于衷。但在此期间，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区和汗国加紧控制新疆贸易的一个机会。白山派在喀什噶尔的势力仍是如此强大，浩罕的贸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实际上在六城地区处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玛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会闹事。“浩罕如狼，东突厥斯坦人如羊”。况且，在被驱逐和没收财产的浩罕商人中间情绪激昂，特别是当柯勒克孜人带着他们被没收的大黄和茶叶出现在浩罕市场上时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却夸耀说，这些东西是“大清皇帝”送给他们的礼物。②1830年秋天，浩罕汗带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 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尔亡命者组成的军队，侵入六城地区。然而，在跨过清朝边境以前，在乌什地方，决定让汗留在浩罕，①张格尔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为名义上的统帅。真正的指挥官是浩罕汗国的高级官员哈克·库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跨过边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几乎同时包围和攻打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叶尔羌三地。清朝驻喀什噶尔的戍军本已缩减，现在又被攻其无备。玉素普进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长官（阿奇木）。喀什噶尔地区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苏（虽然他们中约一千人在喀什噶尔的满城中避难），甚至白山派中的许多人也不愿响应侵略者要他们拿起武器的号召。但是，这次侵略并非搞复辟，其性质马上变得很明显，因为玉素普本人没有行使什么领导权，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满城外面向清当局申述说：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处理无罪的商人引起的；他们要求恢复贸易和发还被没收的财产。
在叶尔羌，壁昌在城内只带有清兵五、六百人，还有大约四千五百名本地民军，但是他有较多的时间做防御准备。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贩都搬入满城，把市场的摊子和建筑物烧个干净，什么也没有给侵略者留下。在和叶尔羌地区伯克们慎重计议之后，壁昌派遣他的军队出外封锁通向叶尔羌的主要战略据点。他配置一千名本地民军防守回城和满城；他从所辖地区各个据点集结军队，同时又派出四百名清军在叶尔羌东门外把守。逼近叶尔羌的侵略军大约有步、骑兵七千到一万人。②清守军用大炮轰击他们，杀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终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尝试时他们 再次被击退，这时他们已经听到清援兵正从阿克苏开来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们试图以玉素普的名义召集一支叶尔羌土著的军队。然而，叶尔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数居民宁可逃走也不愿参与白山派的事业。因此，刀朗人抢掠城镇和乡村，在纠集起一支千人的队伍之后，对叶尔羌进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击，但都被壁昌的军队击退。
与此同对，在喀什噶尔的札隆阿却无法迫使和卓停止围攻。在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如同在叶尔羌一样，侵略者从未能攻克满城，但是他们控制着这个地区的全部乡村和城镇。
突然传来消息说浩罕和布哈拉之间出现了风波，还说浩罕国内需要军队。安集延人因此抛弃了玉素普而转回浩罕，带走了许多俘虏和战利品。浩罕人将他们俘虏的“中国人”勒逼为奴隶，浩罕汗还将其中一些人作为礼物送给彼得堡的俄国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势力最大的喀什噶尔地区，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组成的军队贪婪成性，所以使得许多历来和白山派联合的人感到恐惧和痛苦，转而和清朝当局合作。白山派的事业在六城地区已经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岭逃回浩罕之外是别无长策了。在清朝援兵从阿克苏到达以前，大约有二万名东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①玉素普继续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为止。②浩罕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区是偏僻的，难于保卫的，而且依赖国外贸易。独立的、靠近高大绵亘的山脉而又以它 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取得一种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让步，它要无休止地进行骚扰。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国失去了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同时阿法其·玛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区人民的忠诚。只有浩罕得到了好处。
1831年，满洲人扬言要组织一次惩罚性的远征。据说这消息吓得浩罕沿着边境建造堡垒，还派使节去俄国请求军事援助，俄国人闻讯甚至拒绝浩罕使节入境。①事实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据点，但它这样做的目的是扩张主义的，是为了控制哈萨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们征税。浩罕和俄罗斯帝国之间可能进行的任何商讨看来不会是由于害怕中国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区暴露了清朝的虚弱，因此，熟悉新疆情况的兵部尚书松筠建议，取消对浩罕停止贸易的禁令，允许东突厥斯坦当地人象以前那样和安集延人通婚。他认为，只有当地人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足，六城地区才能够安宁。
当被任命为六城地区钦差大臣的长龄在1831年到达喀什噶尔时，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台吉②领着“二万大小不等的”喀什噶尔人对他郊迎十里，感谢皇恩浩荡，誓不追随叛乱者。长龄然后从清朝驻军那里获悉，浩罕接连派来三名使者说，“五年”的中断贸易引起了困难，他们抱怨清政府的没收和驱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复贸易。长龄将此事向清帝报告，也许北京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彦成的政策惹起了战争。
长龄留下浩罕使节一人，派遣作霍尔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尔敦原是喀什噶尔征税人，土鲁番首任扎萨克额敏和卓的后裔。当张格尔发动圣战时他离开六城地区曾前往浩罕、彼得 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经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晋见伊犁将军，声称曾被拐骗为俘虏，清朝于是指定他为喀什噶尔的土著帮办大臣，然后任命他为阿奇木伯克。作霍尔敦的旅行使他通晓中亚的贸易活动。在和浩罕的谈判上，长龄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①长龄在开始时曾直接坚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战俘放回本国，但是北京对于艰苦的谈判没有思想准备。甚至不等到汗国回答，皇帝已允许重开新疆与浩罕的贸易，豁免关税，并且指示长龄放弃引渡要求和不再强要二万东突厥斯坦流亡者回来，“以示大方”。②在1831年底，两国之间的贸易恢复了。
确切地说，作霍尔敦在浩罕的谈判看来未曾公开发表过。浩罕和六城地区当局交换了几次书信，在1832年达成协议，清朝允许“旨在经商”的浩罕臣民“自由来往”于六城地区，并且允许“托钵僧”入境，但是与以前一样，没有北京明确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中国本部，甚至对使节也是如此。政府用银子赔偿了浩罕商人被没收的财产，对浩罕商人豁免关税。作为报答，浩罕愿意将清朝的战俘遣送回国，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时汗国将阻止玛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领土。长龄报告说，浩罕的统治者自愿抱经盟誓，“永远翊戴”。清朝当局作为戒备，还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尔“请求帮助”，使之在浩罕汗国“侵犯时能帮忙维持中国西部边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尔“婉言谢绝了要进行 任何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