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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34岁的。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189年9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彪（约公元300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染指；公元222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1661—1722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作用。②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1960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①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184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192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30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192年以后仍有黄巾军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们对公元220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184年的口号。“苍天”通常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②公元192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③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加以估计。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机会。当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4个世纪，公元220—589年），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则被视为季。①这个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镇压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304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②……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263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①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这个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