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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卫边的乌桓，等等。①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明，在公元2、3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征。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2344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1卷，第160—161页。
② 《史记》卷八，第389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397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和伦敦，1961）第2卷，第114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1956），第83—89页。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3卷上（牛津，1893），第150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10、11、12、13和18篇）。
① 《吕氏春秋》十三，第1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4—6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1973年博士论文，第49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19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11—12页；李雅各：《书经》，第74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20、 292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142—149页（禹贡）；《国语》上，第3页；孙诒让：《周礼正义》64（卷十八），第90—95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80—84页。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1—19页。
② 《史记》卷六，第236页（沙畹：《〈史记〉译注》第2卷，第125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2759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4137页，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71（卷二十），第80—84页（见前第408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7）。
② 《汉书》卷八，第241页；《汉书》卷九九下，第413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43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581页；《后汉书》卷十九，第717页；《后汉书》卷二四，第855页；关于“葆”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第43—57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2卷，第202页。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合理的办法。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209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200年，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备。④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亡命者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此语表明，即使普通百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
在这种考虑的推动下，高帝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前200年冬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高帝亲自率领一支三十余万人的军队追逐匈奴远至平城（在现代的山西大同附近），反而落入了冒顿设置的埋伏。在汉朝的步兵能与皇帝会合以前，冒顿带着他的40万精骑突然转过来包围汉军营地，切断了皇帝队伍的供应和增援。高帝落入进退两难的圈套达七天之久，差一点被俘。①婚姻协议制度
平城之战在称为“和亲”的王朝婚姻制度的成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到武帝（前141—前87年）统治之初，和亲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树立了样板。平城之战失败后，高帝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匈奴问题非他的力量所能及。因此，他决定采纳一位名叫刘敬的宫廷官员提出的实现某种程度和解的建议。在前198年，皇帝派遣刘敬前去和冒顿议和，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①第一起和亲协定包括以下四项条款：首先，一位汉朝公主将与单于结婚；其次，汉朝将一年数次向匈奴送“礼物”，包括丝绸、酒、稻米和其他食物，每一种都有固定的数量；第三，汉与匈奴将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第四，双方都不在以长城为界的边境以外采取冒险的行动。②协定在前198年冬天正式生效，当时刘敬护送一位年青女子——身份可疑的公主——嫁给匈奴的领袖。
在这里应对协定条款的应用方式作一些评述。首先，如同名称表明的那样，由刘敬完成的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帝国统治家族在婚姻方面的联盟。好象有一种默契，任何一方在新的统治者登基之时，一位汉朝公主便要送往匈奴，大概是作为联盟继续的保证。于是，在惠帝继位以后不久，第二位汉朝公主于前192年送去嫁给冒顿，文帝和景帝都送公主嫁给单于。③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份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增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192年至前135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162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①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192年，冒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的信中写道：②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前174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顿的条件。①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174—前160年在位）。老上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犂河谷的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末，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圈套的也不乏其人。②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③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的卒年前169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