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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谈谈。1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国图志》新版，就包含了当时大约二十部译著的资料。赵烈文收集了西方传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贯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们借给了官方和知识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吴嘉善和道台邓随帆等人。1874年，即论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和丁宝桢四位督抚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该著作阐述的原理。①江南制造局的翻译中心当时作出的贡献最大。从开始翻译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译出来，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则尚未译完。销售量已达31，111部。这说明了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规模。
西学因西式学堂的建立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官方办学堂以进行语言、技术、电报、采矿、造船、海战和陆战的教学。除此之外，还有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学堂。西方科技知识的直接传授达到新的水平。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对西方科学的好奇心的增长，有他们致《格致汇编》（1876—1892年）杂志编者傅兰雅的书信可资证明。②最后，我们还可以指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一些官员和学者出国旅行或执行外交任务，一些学生参加中国赴美留学生团和参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学的计划，这些活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它们导致了比较深刻地接受西学。出国人员的旅行回忆录和其他著作扩大了这种活动的影响。从1866年斌椿开始，中国官员和学者旅行家开创了一个好传统，从此以后，中国人把他们的见闻和观感收集起来，详细记述在日记和诗文中。从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写的国外见闻的单行本著作，总数超过158部。①这些日记和诗文被出版而广泛流传，它们对于官员和士绅必然有一定的影响。这些出版物对于在进一步推进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们的一份功劳。虽然变法计划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现象，但到1885—1895年时期则成了一个广泛的运动。
商业、工业和农业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视。1879年薛福成在他关于对外政策的建议中大力主张，在这种变革时代，政策之“用”应为商业，但其“体”应为工业化。②工业化的非军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有改革思想的官员注意建设民用工业，如海运、采矿、纺织、铁路、铸币和钢铁生产：所有这些都要采用西方机器。也有人讨论农业的现代化，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肃把它付诸实施。1892—1895年期间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陈炽和孙中山的著作，它们着重论述了西方的饲养和溉灌技术、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的使用以及举办农村集市的好处。1895和1896年，在孙中山和张謇的倡导下，分别在广州和上海成立了农学会，出版了一种专门讨论现代农业的杂志。①努力学习西方经济的中心思想在于强烈地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广泛流行“富国强兵”的口号。不过从七十年代中期起，却出现了强调“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这种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当时郭嵩焘在致恭亲王的信中主张，政府应该鼓励人民从事现代航运业和制造业，因为国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郑观应、王韬和李鸿章也讨论过这种思想，不过以马建忠在1890年的论述为最系统和最有说服力。②虽然政策性文章在传统上提倡保护人民和照顾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张轻徭薄赋和与民休养的范围，而且从未长时期地付诸实施。这种传统思想仅仅成为现代富民观念的遥远背景而已。但是这种“富民”的新思想认识到国家和民众有密切关系，民富是国强的根基。换言之，如果国家要强盛，就必须使全体人民既富且强，因为富和强是互相关联的。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郭嵩焘也认为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写出他的这一意见。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第1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页。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3第1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15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页。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2、17—18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页。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编》，卷3第8页。
② 夏燮：《中西纪事》，卷17第18页。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5第6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页。
①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页。周盛传：《周武壮公遗书》，卷1第1页。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第5册第409页。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页。
① 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209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33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2第4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页。吴云：《两罍轩尺牍》，卷8第18—19页。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第5页。薛福成：《海外文编》，卷3第8页。
③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40页。张裕钊：《溓亭文集》，卷2第5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8第25页。
② 全祖望编：《宋元学案》，卷9第5—6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8—39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7第16—17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1—2页。汤震：《危言》，卷1第13页。
①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28第12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11第11—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页。郑观应：《易言》，卷1第2页。严复：《严幾道诗文钞》，第1册第1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3、34页。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2第20页。
③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4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卷5第528页。薛福成：《筹洋刍议》，载《庸盫全集》，第21页。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8页。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3第25页。关于西方影响使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发生变化的叙述，见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3—134、234—235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223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714页。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30、139页；第2册第624、851、863—864、898—900页。关于郭嵩焘论述安抚的原稿，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22—23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页；卷11第10页。郭嵩焘：《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1第252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3第10页。翁同龢：《翁同龢日记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900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5—68、98页。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397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页。
②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69—79页。
③ 《李雅各英译七经·论语》，第295页。
④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17—18页。
①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18第17页。
② 王韬：《韬园尺牍》，卷7第16页。《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年）》，卷8第16页。
③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30第49页。
④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1册第187页。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页。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第39页。
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机器局》，卷1第6页。我们感谢刘广京教授提供了这方面的资料以及下文关于论述改革的许多材料。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41—45页。李宗侗和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卷2第711—713页。
② 《易经》，卷1第5页。《宋史》，卷414第10页。关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较重要的研究，见芮玛丽：《同治中兴》。
③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2第29页。
① 吕实强：《丁日昌与自强运动》，第347页。
① 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页。
① 巴尼特：《魏源与西方人：关于〈海国图志〉源流考》，载《清史问题》，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第105页。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页。李宗羲：《开县李尚书政书》，卷6第56页。丁宝桢：《丁文诚公遗集》，卷11第11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页。关于严复对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著作的翻译有一本严谨的研究著作，即施瓦茨的《严复与西方》，这是一部论述晚清试图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②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25页。李三宝：《致傅兰雅的〈格致汇编〉（1876—1892年）编者的书信：一个分析》，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册（1974年12月）第729—777页。
① 在《小方壶斋舆地从钞》中，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约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② 薛福成：《筹洋刍议》，第10页。
①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9第59—60页。陈炽：《庸书·内篇》，卷2第2—3页。孙文：《国父全集》，第5册第4—5页。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第136—137页。
②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第480—482页。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1第1页。
对外政策观点的矛盾，1860—1895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某些观点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设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这些观点常常是好战的，情绪激烈，偶尔还是排外的。这种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归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对中国文化传统抱有深信不疑的态度，虽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促成了这种态度。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识（尽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现的），即中国是一个应予珍爱的实体——这种认识与其说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见的，不如说是理性的和民族主义的。
排外主义的兴起
虽然排外主义在中国与外界关系的早期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压力加强的1860年以后它才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重要力量。排外主义的范围广泛。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国人，但不反对模仿西方，为的是进行反击。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任何外国事物，不论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现代技术也好。
对西方技术的抵制
因为反洋教运动在其他篇幅中讨论过（见上卷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谈反对引进西方技术的问题。这种反对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原因是认为中国毋须模仿西方。首先，排外的文人学士认为西方的技艺实际上华而不实，对于中国没有必要，因为要成为一个强国，民心比武器更为重要。大学士倭仁断言，夷人害怕中国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舰，而是它的民心。模仿西方并无益于战胜敌人，反而会降低民众支持政府的热情。他问道，如果一个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长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议，基本方案应该是振兴民众志气，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术。他坚决认为，历史明确表明，技术不能使一个积弱的国家强盛起来。①某些官僚学者特别相信，中国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