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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民族主义在梁启超的新政治共同体梦想中虽属重要，却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因为一方面他对传统政治秩序作了实用主义的估价，一方面他又关心道德上的合法性。传统的王权制度不但在政治上是无能的，它在道德上也应受谴责。梁启超把国家看作应该属于共同体全体成员的一个共同实体，即不但属于统治者，而且也应属于被统治者。因此这个共同体应该是它的全体成员的利益和愿望的综合。民众由某一个统治者或统治家族来加以统治，这就是道德上自私的丑恶表现，因此其结果只能使共同体蜕化变质。这种新的共同体的概念表明要在道德上信奉类似卢梭的民权和公意的理想。简单地说，梁氏把新的政治共同体看作政治变法的最终目的，其中不仅有活力和团结，而且也体现了民主主义。①梁启超的变法主张集中到这种新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上，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中国的传统政治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些激进观念的传播立即使政治变法论成为风起云涌中的思想激荡的焦点。当这种风云激荡扩展开来时，变法运动逐渐失去了它开始时在康有为单独领导下那种明确的一元性。确实，康有为的变法纲领和思想体系仍然代表运动中最公开和最明显的部分。然而，在运动下面的其他思潮则和康有为的思想大不相同。这样，维新变法作为思想运动看起来可能最象一种带有各种颜色的光谱。在较温和的一端往往可以发现在陈宝箴和黄遵宪等士大夫所代表的思想类型，他们也同意康有为的需要改制的主张，但是未必同意他对儒家学说所作的激进解释。在这个温和派别中，某些思想状况本质上和自强运动提倡者张之洞及李鸿章等人的态度基本上并无二致。可是，在比较激进的一派，其观点和同时代的革命运动很难区别，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激进。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个人物应该特别受到注意，因为他们在围绕着变法运动发展起来的日益扩展和日益复杂的思想激荡中扮演着领袖群伦的角色。
其一是严复，他在青年时代曾在英国留学两年，因此属于不但懂得西方语言而且也直接观察过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之列。在1895—1898年间，他在天津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表达他自己关于中国民族危机和需要改革的观点。1897年，他是传播新知识和发表维新观点的天津一家新型报纸《国闻报》（它很快成为华北的最重要报纸）和周刊《国闻汇编》的创办人之一。在那些年，他还开始了他的翻译事业，完成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译注，此书取名为《天演论》。严复的著作和翻译立即对读者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后取得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甚至在出版以前已有影响，因为康有为和梁启超读过原稿，在它出版以前已经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按照当时的标准，严复的政治态度是非常温和的，因为他提出的仅仅是渐进的制度改革和政治革新。但是，这是和预期未来中国文化将经历一场彻底的改造这样一种思想上的激进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和在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二者都产生于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这主要是他研究斯宾塞哲学的成绩。
斯宾塞的思想认为，进化必然是缓慢的和累积的，不能飞跃地前进，这使严复不相信任何激烈变化的奇迹。实际上，这是说，在中国人民作好准备以前，不应进行制度改革；为了在体质、知识和道德上改造他们，需要漫长的教育过程。严复的目标也同样是在将来彻底改变价值观。
严复的文化激进主义发端于他对国家的热切关注，即如何实现共同富强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猖獗的帝国主义世界上生存下去。严复那种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体系表达出来的对集体的关注使他相信，集体富强只能求之于一种截然不同的西方的天地之学。这种天地之学把天地描绘成为质和力所会之宝，它处于从“始于一气”向“演成万物”的持久进化过程之中。整个宇宙如此，人类世界也如此，在人类世界中，活力产生于生存竞争，进化由生存竞争推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存竞争在人类之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生命却大量增加；而且它作为动力和发展的源泉，对于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幸事。
对现实的这种看法鼓舞和吸引了严复，因为它突出了他所重视的关于斗争、活力和进展的思想。达尔文主义的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使他向往西方的自由理想。在严复看来，现代西方奇迹般的成就在于，在西方，个人的力量不但得到解放，而且还能被融合而产生集体的活力。现代西方的社会精神是公众精神和原始力的独特而和谐的结合。根据严复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和他对英国的观察，这种结合只能在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环境中产生。他对自由和民主的信仰是他所接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集体活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就世界观和基本的价值观而言，严复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十足的崇拜者：这导致他对中国的传统进行无情的批判。在他看到集体力量充溢现代西方的同时，他在中国传统中只看到活力和公益心的萎缩。他在把中国与现代西方进行对比后着重指出，中国是软弱的，因为过去中国的圣贤在培养民众的力量和能力方面做得很少，而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却都是在压制他们的力量和能力。因此，他几乎是全面地、彻底地驳斥当时思想界唯中国之法是举的倾向，不但攻击科举制度的机械死板的要求，而且笼统地把当时全部儒家学派都视为思想的废物而不屑一顾，这就不足为奇了。医治中国的弊病只能利用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①另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是年青的湖南学者谭嗣同，他属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知识分子类型。作为高级政府官员之子和中国士大夫的一个成员，谭嗣同深受儒家教育。后来，在他成年的初期，通过对知识的探索，他受到西学、基督教和大乘佛教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在十九世纪末年重又流行起来的古代非儒家哲学——特别是墨家学说——的影响。这些多样化的思想影响使他形成了一种折衷主义的观点，1896—1897年，他将这一观点正式写在一本有煽动性的小册子《仁学》中。虽则这本小册子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版，但其内容在出版前已为他的亲密朋友所熟知，包括梁启超在内。
《仁学》的核心是渴望在地球上出现一个大同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将充满生气和活力，不断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它也是以激进的平等主义和自由地表达感情为特征的道德高尚的共同体。这种乌托邦幻想既来自宗教的普济众生主义以及大乘佛教、理学、基督教和墨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也来自现代西方工商社会的生气勃勃的时代精神。然而，在《仁学》中明显地没有流露出民族主义意识，而这在谭嗣同的许多同时代人思想中已开始成为突出的特征。
从对世界的这样一种幻想出发，谭嗣同发表了对中国传统的过激的批评。他象严复一样攻击传统的君主制，将它描述为一种最黑暗的专制主义，压抑人类的能力和感情。但和严复对传统制度的攻击范围仅限于政治秩序不同，谭氏的抨击还扩大到传统中国的主要社会制度——家庭。这从他对传统的道德和社会秩序的核心（儒家的三纲教义）的毫无保留的诘责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人类全部关系中最神圣的是君臣、父子和夫妻。三者都是以一方绝对统治的权威原则为基础的。谭嗣同认为，父子、夫妻这两种家庭关系和君臣这种政治关系一样，都是腐败的和压制性的。在谭嗣同看来，这三者构成了单一的乖张和压迫的秩序，在它的下面，传统的世界只能日就枯萎和堕落。
为了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能生存的人类共同体，谭嗣同呼吁冲决三纲这一令人窒息的罗网，进而消灭中国的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康有为或严复不同，谭并未提出有步骤的改革纲领，他的《仁学》也未指出如何用具体而明确的步骤去实现他的幻想。可是，在这整本小册子中他都用热情洋溢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了完全否定和彻底解放这两个如影随形的主题。在这些语言中产生了一种革命的朦胧概念。①从上述情况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变法维新运动中的思想激荡之势包含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思想，但它主要是以一种激进的倾向为特征，这种特征反映了对两个主要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对国家富强的广泛要求。另一个是对宗教道德意义的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思想中。激进思想是由对这两方面的关注助长而成的，它打击了传统政治秩序的思想基础。这样，在1895年之后的数年中，思想冲突不但发生在激进的维新派与保守的士大夫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激进的与温和的维新派之间，这就不足为奇了。1897年下半年，这种思想冲突终于在湖南趋于公开化。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41—47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334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22—227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334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49页。
①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16、227—229页。
②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论丛》，第231—243、249—250页。
①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第73—120页。
① 施瓦茨：《严复与西方》，第42—112页。
①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第56—90页。
湖南的维新运动
当1896年初康有为的运动在北京受到清朝的压制以后，维新运动不得不将它的活动限制在上海和澳门从事思想宣传，以取得公众的支持。但与此同时，新的发展也在湖南进行，省府长沙立即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这样就使它有在省一级获得成功的机会。
这时湖南的维新必须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国家和社会发生的两大变化这一背景下来加以理解。第一大变化是督抚的权力增加了，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各种叛乱，以及这些省级官员们为了应付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在自己辖区内各自在经济技术发展和制度变革方面所作种种努力的结果。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后三十余年中的这些革新努力，构成了所谓自强运动的大部分活动。
第二大变化是地方名流势力的增加。库恩已经说明了他们的力量在十九世纪中叶叛乱的年代中是如何通过组织地方自卫武装而发展起来的。还有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力量的增长也导致绅士们进一步插手非军事的公共事务。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无非是他们的传统公务活动在政府软弱时期的扩张而已。但在某些省份，这也同在与西方接触时因受到直接和间接的刺激而产生的商业化有关。这些本乡本土的发展的综合力量使绅士在他们出生的城镇和本省的政治中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①因而，十九世纪下半期，在各省官员势力增长的同时，绅士的政治地位也提高了。两者活动的结合，导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湖南开始的一场维新运动。首光，湖南所幸的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起相继有两位能干的开明学者官僚在省内当政。1892至1895年吴大澂任巡抚期间已经开始在教育、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过若干革新。当陈宝箴在1895年末接任巡抚时，改革被有力地推向更大的规模。他在致力于促进省政改革时，得到了他的有远见的儿子陈三立的帮助，后者在年青一代有志于维新的文人学士中间有许多朋友。陈宝箴还得到管理省政的两名高级官员黄遵宪和江标的协助。
黄遵宪是一位广东的学者诗人和历练的外交官，曾到日本、美国、英国和东南亚任过职。在长期的海外经历中，他形成了强烈要求变法维新的倾向，并且成了外交事务（特别是日本事务）的权威。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日本国志》和关于日本的历史诗篇是中国文人了解明治维新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从1895年起，他积极从事改革政治的活动。他是康有为的强学会上海分会的会员。在上海分会被解散之后，他是赞助创办《时务报》的少数人之一，梁启超是该报主笔。1897年夏天起，他任湖南盐法道，随后并曾一度代理过按察使。他不仅仅是热心于在这些职掌范围内进行改革的斗士，他对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知识，特别是他对明治时期日本兴起的理解，也是1895年以后在湖南开始制度革新的灵感和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①江标在1895到1897年间任湖南学政。虽然他是通过正规考试进入官场的，但是他的一套思想观点并不受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