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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纱厂原来的计划是筹资六十万两，建成一个中型的纺织厂。但是，在南通和上海的六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几乎立即碰到了困难。总督张之洞被刘坤一接任，后者收回了以前关于免税的诺言。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束使原棉价格猛涨。外国人在上海正兴办纱厂，这使财力较弱的中国纱厂濒于破产。张謇的两名董事辞职了，另外两名劝他推迟建厂计划。然而张謇的回答是另聘新董事，并接受刘坤一提供的价值五十万两的官方织布机和纱锭，把纱厂的原定资本增至一百万两。这样，私营企业就转成了一个可以设想成官商合办的企业，这种转变又使两名董事离职而去。
最后作了妥协。张謇和留下的商人董事同意只接受政府机器的半数，折价二十五万两。私人资金将筹集另外二十五万两，建立一个规模将予以缩小的纺织厂。但是，商人们在筹集自己名下的资本额时依然很不顺心。最后只筹集到十七、八万两，所以在1899年纱厂开办以前，不得不仰政府贷款以补足缺额。这些贷款来之不易。张謇曾描述过他如何不断地恳求他的官场朋友们的情形。只是在刘坤一总督个人批准了追加的政府贷款之后，他才度过了不能清偿债款的危机。
因此，张謇的经验不是让人感到舒服的可效法的典型。大生纱厂最后之所以获得成功，应归功于他健全的经营管理和艰苦的工作。但甚至更重要的是，恐怕还得归因于张謇在官场上的关系，这给他弄来了必需的、尽管是勉强获得的资金，并且允许他继续称该厂为商办企业，即使它的资金有半数以上来自官方（其形式有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有的是贷款）。结果，官僚企业家张謇既能吸收政府的资本，又能在利用它时不受国家的监督。
一点浅见
尽管许多进步官员怀有善良的意愿和机灵地顺应着近代管理技术的需要，但是中国在清末没有建成一个坚强的工业基础。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有了几种近代工业——纺织、采矿、铸铁、航运和铁路。但是它们十分分散，职能又不配套，有时又控制在互相扯皮的地方集团手中。官员对企业的支配和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常被视为中国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是关键不只这两个因素，并且还有国家如何进行控制和官员如何起支配作用的问题。明治时期的日本在工业发展的同样阶段中，是极力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推动的，但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把大多数国营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①相反，中国官员则不愿意放弃控制，甚至参预工业的管理而不能自拔，因为他们把官方的名义和个人的私利纠缠在一起了。
最初，李鸿章的官督商办方式要求商人自己投资，并且让他们在他的全面监督之下自己冒风险去经营近代工业。李鸿章认为这种安排是挖掘必需的私人资本的一种手段，如果中国要开始全面建设近代工业的话。商人们对此表示赞成，这种反应表明，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倡议是一种公平交易，它可以免除官员的过分压榨，但以接受官方的全面监督为代价。可是，甚至李鸿章的权势也不足以保护他的企业不受其他官僚机构的影响。与此同时，他本人在这些企业中的代表，如盛宣怀等人，愈来愈陷进了在国家目标和个人利益之间形成的利害冲突之中。他们越来越厉害地侵犯地道商人出身的经理人员的权利。在当时，由于商人在许多情形下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凑足资本，省政府的资金就日益频繁地被他们所利用。这就为官方的监督人如盛宣怀之流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自己变成真正的经理，同时也把国家的监督变成了官僚的控制。
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倡议要与商人建立更加公平的伙伴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不象李鸿章那样，张之洞对于商人的企业精神及其对国家幸福的关心，并不虚心体察。他也不轻易授权给部属或干练的商人领袖。他主持的各种工业项目，得到商人支持者甚至比李鸿章得到的还要少。
大约在1900年，工业发展中这种明显的失败，加上它完全被各省官员所支配，这一事实促使中央政府试图带头制订全国性的工商业政策。所有重大企业都已由各省高级官员主办，这是有许多原因的。十九世纪末在典型的改朝换代形势下王朝日就衰落，这时国内混乱和总的趋势给地方领导提供了拥有金钱、军力和人才的机会。同时，他们也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技术和实践，更能领略它的奥秘。但是发展既是以地方为基础，必然存在许多内在的缺陷。第一，既无政策的配合，又无一套统一的原则。第二，省级官员经常调来调去，许多挣扎求存的公司终因接任官员不再支持它们而归于失败。第三，只有两三个“地区”，因为能得西方风气之先，因为有干员派驻，因为有比较充裕的商业财富，所以才能参加发展近代企业的活动。
中央政府为反对由各省支配企业所作的努力，其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它在重大制度改革方面的努力，例如成立在各省设分局的中央集权的商部这一措施，却遇到了不仅来自各省官员、绅士和绅商，而且也来自中央政府本身一部分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好几个部彼此都为争夺管辖权而争吵不休。
结果，发展工业依然只停留在省一级进行。但是它面临着风靡一时的商人思想，即重商业轻工业的思想。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商人是真正的生意人，不懂得工业企业是比商业发展较慢的一种类型。市场价格时涨时落，可以使他们迅速获致短期的利润，所以他们很容易迷恋于商业。
在清末，私营铁路成为唯一有机会能争取到有广泛基础的财政支持的重大实验。在1906—1908年期间，有几条省办铁路获得成功，因为它们能够激起真正的民众运动来支持它们。在广州、香港、杭州、上海和宁波，确实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和店员拿出自己的数百万银元来组织以省为基础的铁路公司。他们由于恢复利权运动（内容是要求外国银行家退还各该省的铁路理财权和筑路权）的兴起而在政治上活跃起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因需要外债而与西方列强相勾结，所以要求私营也就成了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这些铁路公司也纷纷归于失败。到1911年在清王朝快要灭亡之际，国家再一次企图搞国家控制。但无论如何，即使清朝中央政权更为强大，它是否能从国民那里集中足够的巨额资金来全面兴办近代化工业，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国民们还只是刚刚认识到要利用这些机会。此外，铁路公司的历史表明，被政治原因驱使而进行投资的商人和绅士股东往往容易搞派别活动，而对于有效的企业管理来说，这种商业政治的为害程度不下于官僚的控制。政府和商人的关系，当他们合伙而又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商人并无法律保证的时候，是很难和谐的。中国在1911年，尽管有西方的挑战和影响，仍然缺乏制度的基础，以使近代工业能借私人主动性和私人资本之力而发展起来。
（黄巨兴译）
① 关于盛宣怀重官轻商的抉择的不同解释，见中村义：《清末政治和官僚资本：盛宣怀所起的作用》，载《中国近代化的社会构造》，第34页。
② 关于华新纱厂和聂氏家庭的情况，见根据公司档案和目击者记述所编的《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及聂曾纪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① 关于周学熙的传记，见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卷1第409—413页。
① 卡尔逊：《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周叔桢：《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3—40页。
② 关于启新的原始材料见公司档案的资料汇编，见南开大学经济系：《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及甘厚慈编：《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19。最近用英文写的研究有费维恺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企业：启新洋灰公司》，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304—341页。
① 关于大生纱厂的建立有张謇本人的记述，见他的《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大生纱厂》和《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第14—18页。最近的一篇研究是朱昌峻的《张謇和大生纱厂的建立》，载《清华学报》，卷2第1期（1960年）第301—317页。
② 陈真和姚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353页。
① 托马斯·史密斯：《1868—1880年日本的政府企业：其政局变化和工业发展》。
第九章 共和革命运动
1911年秋和1912年春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人们称之为辛亥革命。它最突出的特点是清王朝被推翻，帝制改成了共和。虽然分析家们对许多问题有见仁见智之不同，①但是直到最近这次革命的重要性才引起人们的怀疑。一位蜚声坛坫的学者曾经认为它没有实现什么社会改革，所以这次革命是一场“假革命”；②另一位学者认为，旧的统治阶级仍象在过去易代之际那样保存了下来，所以辛亥革命只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式的革命”。③由于对旧说提出了这样一些挑战性言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成了一个热烈辩论的题目。
在近年争论中不断涌现的大量新观点中，有两种是我们这一章的出发点。④第一，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它也完成了种种社会变革，例如出现了新的社会集团和改变了旧的社会集团。①因此，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②这是一场大于它所有的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③根据这种看法，辛亥革命运动对1900—1913年事件所作的贡献，不如它所创造的革命传统那样重要。总之，我们目前的解说倾向于两个与以往不同的论点：辛亥革命是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大的一个非常事件，但它的实际成就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最近，学术界提出的问题是要探明：它是多大程度的一种革命？谁应对所发生的事负责？这段时期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中占什么地位？有一种尝试性的答案以下面这种认识开始：即在1911—1912年，种种抗议运动临时凑合在一起了。其中有些是革命的，有些则不是革命的，但综合我们试图加以阐释的种种理由，不妨认为：在那个时候，所有这一切抗议运动都认为，在当时应该拥护以共和国取代清王朝，或者至少对此应该表示接受。由志趣各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产生于一个处于大变动状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些旧纽带已经断裂，另一些纽带反而有所加强；有些新的方式方法正象盛开的花朵，另一些方式方法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在萌芽和成长。换言之，到了1911年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了。那些彼此龃龉的意见可能模糊了这一事实：在中国的某些部分是有社会革命的，但在另外一些部分则又看到传统的权威和阶级关系恢复了力量，而且在这两者之间又有许多程度不等的情况。事实不仅仅是每一种说法都具有一部分真理，而且是中国社会在1900—1913年时期已经分裂，并且开始沿着新路线重新组合起来。1911年不是象某些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是现代民主运动史上的主要转折点，它是中国将近二十年大动荡的顶点；这二十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比以往许多世纪的任何二十年都要急剧。可是，这种变化的发展很不平衡，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革命者只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到1913年之间许多活动力量中的一股力量。革命运动促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维新派和反维新派绅士之间早已存在的比较温和的分裂变成势不两立的鸿沟，结果使前者发现自己与革命派之间的共同点多于同反维新的绅士之间的共同点。至少暂时看来，绅士地位与其说是表示一种团结统一的力量，倒不如说是表示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的标志。新的鸿沟分裂了主要已经西洋化的都市中国和传统的大部分农村中国，并且它促进了开始超越旧有亲属、阶级和乡土纽带的新结合和新结盟；商会和政党就是这种组合的例子。这些革命运动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