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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此人公开赞成成立一个由袁世凯任总统的民国），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领袖汪精卫任代表团顾问。同时双方的军事代表还进行了非正式的和谈；12月20日，政治谈判小组和军事谈判小组分别拟出了协定。每个协定的要点都是要成立一个民国。北方代表团团长同意成立民国，只是说他必须把协定提交袁世凯和内阁最后批准，于是暂时休会。他随即向袁世凯建议应由资政院作出决定。袁世凯接受这一意见，经过朝廷的详细讨论后，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开资政院的诏令。有一位学者曾经指出，12月20日的协定“本质上与北方和南方最后一致公开同意的协议是一样的”。①那么，为什么又拖了两个月之久才作出妥协呢？
可能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凯更加拖延了这次解决。如果袁世凯的地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不稳定，如果列强追随英国也赞成成立民国，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发现自己处于比预料中更加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当武昌起义爆发时，正在美国旅行的孙中山从一份丹佛的报纸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担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重任。他反省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出了英国是中国取得国际地位的关键，这不但是因为它的国力和在中国的利益，而且还因为它是日本的盟国。因此，伦敦是他的第一站。他在10月末到达伦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不知确切与否，他从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国以赞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孙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孙中山回中国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贷款事项与伦敦商谈。孙中山自己的记述也指出，他对新政府取得英国援助的前景非常乐观。
当孙中山于12月21日到达香港时，他与其他同盟会领袖们讨论了策略。胡汉民坚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统治权，革命派此时的主要问题是打败袁世凯的军队。因此，孙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里会发现自己缺乏向袁世凯挑战的军事实力），而是留在广州建设他的军队。但孙中山需要满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认为袁世凯可能有用。他还宁愿取政治解决，而不取军事解决。他急于要防止外来干涉，同时他还要使国内外的观察家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权力的转移是和平的和明确无误的。孙中山还相信，他进行干预和行使个人领导的时机已经来临。他要利用袁世凯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汉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凯。他对胡汉民的这一席谈话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凯挑战，以争取政治领导权。
根据孙中山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一说法有了说服力。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里与革命领袖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他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反对那些赞成内阁议会制的人。孙中山认为，议会制不适合中国当前的非常情况，因为它将过分限制领袖的权力。“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①两天以后，孙中山让自己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共和派人士决定组织临时政府和选择一位总统不过是为了对袁世凯增加压力，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选举的时间选择在12月20日协定以后的九天和袁世凯取得朝廷同意召开资政院以后的一天，内中还有更多意义。总之，袁有一定的根据把孙中山12月29日的当选看成是“对诺言的一个背叛，也是使国家走向长期分裂的一种倾向”。②如果袁世凯有错误，他的错误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动，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组织政府，与外国列强联系，暂定国旗（最后决定需待民选议会作出），甚至在袁世凯的后院进行打击。
上面最后的一手需要再谈一下。有一些被打败的满族革命者已经聚集在山东，正准备进行反攻。孙中山赞扬这一行动，任命一个领袖（蓝天蔚）为满洲都督，并协助他装备一支力量可观的部队，其中包括四艘兵船。1月末，蓝天蔚奉命北上在满洲重新展开斗争。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胜利，然后就处于僵持状态。当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时即行停火。①所以孙中山在他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的短暂时期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共和派虽然继续坚持与袁世凯谈判，而且从未全力对他进行军事行动，但也不会甘心让自己上当受骗。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一开始就需要袁世凯，如果他们后来确实情不自禁地去考验自己对付袁世凯的实力，他们也不容许把这种考验做得太过分。当袁世凯在快到1月底时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并在三个星期后满洲人终于退位时，共和派就满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这样合理地作出结论：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务，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力量有限为止。他们取得了过渡政府的领导权，进行了使袁世凯统治的国家和新共和国重新统一的谈判。他们试图谋求更大的权力，但暴露出他们缺少本钱。这时他们别无其他选择，只有在这一方面碰碰运气，即他们一直坚持创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许会使他们在政治事务中起一定的作用。在1912和1913年，他们凭借技能和勇气争取使民国能够运转。西式的民主制度马上证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软弱，难以负担革命派托付的重任。当袁世凯这样一个野心勃勃和无情的总统打算颠覆民国时，民国的捍卫者除了战斗外别无其他选择。“二次革命”（这个时期是反袁）爆发于1913年。但它不费劲地被镇压了，从而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
（张书生、杨品泉译）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页注①）。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代中国》，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344页。
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册第2—11页。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496页。
① 这一事件与有关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第193—227页）中有非常详细的讨论。
② 同上，第188页。
③ 同上，第208页。
④ 同上，第215—216页。
① 《中国的宪法建议》，载《北华捷报》，1910年9月9日，第598页。《北华捷报》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间，分十一部分对满人的宪法作了详尽的研究。9月9日、16日和23日发表的最后三部分论述了地方中央政府的关系和谘议局的问题。
① 玛丽安·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100页。
① 僚佐为蔡廷幹，他对革命派年岁甚轻的印象甚深，甚至超过了对他们的不妥协的共和主义的印象。在与他会晤的四十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龄最大，为48虚岁。见西里尔·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
① 见陈志让的《袁世凯》以及下面几篇文章。麦金农：《梁士诒和交通系》，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602页；《北洋军、袁世凯和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起因》，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423页；池井优：《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217页。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载《革命中的中国》，第419—442页。
① 薛君度：《黄兴和中国革命》，第134页。
① 胡汉民：《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台北），第3册第428页。
② 欧内斯特·杨：《袁世凯升上总统宝座》，第435页。
① 论述这次事件的有关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1968年），第106—109页。
第十章 社会变化的潮流
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在本世纪之初，刘鹗和吴沃尧的小说描写了一些受到新人物——例如南方的革命者、北方的义和团、以及实力雄厚而与外国人有联系的巨商等——包围的文人和官僚。这些新人对后者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有此上层人士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并且确认1894到1904年的十年是变化加速而不可逆转的转折期。1904年快到年底时张謇就曾指出：“此十年中，风云变幻，殆如百岁。”①那时的观察家还注意到，光绪和宣统时期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是发生在不断分化、越来越四分五裂的统治阶级内层。变化对下层的影响则远没有那么明显。从当时的记载来看，平民百姓似乎对这种变化仍旧漠不关心，只是他们的处境略为恶化而已。在1911年的上海街头，现代工厂的工人同苏北新来的劳工外表无甚差别，但是，身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出入汽车的商人则差别很大。在旁观者看来，这些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然而，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结蒂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村世界。
本卷前面各章已经讨论了经济、对外关系、西方思想和改良思想等问题，还讨论了对军队、商人、官吏、士绅、学生和革命者有影响的种种发展。
① 张謇：《柳西草堂日记》（1904年10月25日）。
特权阶级种种
自康熙的满人统治建立后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社会成分同一性的统治阶级，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开始变得多样化了。
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动乱的前夕，社会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职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学衔的文人及其家族组成的。在省城还包括大钱庄和大商号的老板，在地方上则包括有钱的地主和商人。一个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权阶级了。不过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级的不同。中举或者至少拔贡才能当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财当然就更好了，因为财能使他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员，其地位与平民相差无几，因为生员的头衔只能带来很少的法定特权。①最后，从地方到省，一个人只要相当有钱和受过一点教育，功名对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在公众舆论中，尤其是在上层阶级的心目中，功名也还是社会上有身分的标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过捐纳或科举得到这种有地位的凭证，才能真正进入上层阶级。当时通用的“绅士”一词，反映了这种普遍的看法。“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
巨绅：太平天国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传统门径有所扩大，最先经受变化的是特权阶级。为了回报地方各界镇压人民起义、特别是镇压太平军的贡献，科第名额大为增加，虽然自清初以来已经增加的名额很少。到1871年，儒学生员的名额从太平军起义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学生员的名额相应地从21，200人增至26，800人。①固定的增长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额临时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军事需要造成的。虽然这种暂时的增长为数不少，但是总的影响却甚微，因为只涉及一次会试，而且只相当于上述固定增加数的百分之五，或者说仅有大约484个名额。以这个数字为基础，假设每个生员能够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就会有将近910，000人，比太平军起义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员的百分比从万分之十八增加到万分之二十四。②尽管生员名额的增加确实不多，然而卖官鬻爵却很盛行。这种办法始于明朝，曾为清朝早期的统治者广泛采用，到十九世纪初一度有所收缩，但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官员来源多样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后来政府的动机就完全是出于财政目的。为了便于卖官，官价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捐官总数达534，000名，而在太平军起义之前还只是355，000名。50000444＿617＿3③1860年以后，通过捐官途径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过科举的正常途径得官的人数。④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样合法特权的有官衔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内，则受益的家庭人口总数从太平军起义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军起义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国人口总数却略有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