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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895年》和汪敬虞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有关铁路史方面的文献资料收在宓汝成所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年》。而最重要的唯一有关运输和交通方面的资料则是前国民政府交通铁道部（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的《交通史》。1970年出版并能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看到的缩微胶卷和“大型目录”，使我们能够阅读这一汇编中的23776页文献资料。有关外国贷款的极为详尽的数字反映在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一书中。严中平等人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引有广泛资料，并详加注释，但是编者有时忽略了指数问题。
要研究对外贸易等问题，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大量出版物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料现在已由美国华盛顿特区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制成缩微胶卷，以供使用。萧亮林（音）的《中国外贸统计，1864—1949年》一书充分地参照原始材料，对外贸统计数字作了有价值的校勘。
专题性文献尚不多见。入门时或许最好先阅读施坚雅等人所编《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论著类目索引》的有关部分，本书论述的时期为1644—1972年，包括西方文字、中文和日文的著作。
在许多专题著作中，下面几种可能是值得注意的。农业方面除巴克的著作以外，可参见珀金斯的《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这是一部研究如何扩大耕地面积和增加单位产量以使中国的农民能够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的卓越著作；而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经济论》则是一部概述现有1949年以前的二十世纪经济资料的巨著，但它对于十九世纪的研究也同样有价值。学术界对于近代制造业和矿业都相当重视，但对手工业却不尽然。费维恺的《中国早期的工业化：盛宣怀与官办企业》一书说明了晚清工业化的性质。有关军事工业的问题，可见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关于铁路，有李国祁的《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造船业方面，有刘广京的《1862—1874年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争夺》。关于矿业方面，有卡尔森的《1877—1912年的开平煤矿》。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289—1937年》一书是目前研究某一单项工业的最佳著作。在外国工业投资影响方面，有侯继明的佳作《1849—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有关人口的论述，可见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土地税的管理和规模在王业键的《1750—1911年中华帝国的土地和租税》一书中有论述，而对财政上占有位置的盐业专卖则在佐伯富的《清代盐政的研究》中作了研究。有关货币制度的问题，可参阅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和弗兰克·金的《1845—1895年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两部著作。
在最近的三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论述了晚清经济的各个方面。这些文集是：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埃尔文和施坚雅编的《两个世界中间的中国城市》；珀金斯编的《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近代经济》。
第二章 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
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必须使用多种档案和多种语言，并且要跨学科来进行。这种研究必须先从研究几种主要语言的文献着手，另外还要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心理诸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影响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舞台。这种结合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那时研究中国的欧美人士或是致力于语言和文化的汉学家，或是只使用西文资料的外交关系专家。例如，马士的先驱性著作大部分根据英文资料，而考尔迭主要是使用法文资料，泰勒·德涅特则大部分依靠美国文献。尽管他们的著作在当时起过开路的作用，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它们只不过是英、法、美三国的对华外交史。由于他们完全依赖本国资料，致使他们不仅忽视了中文资料和中国人的观点，甚至对西方资料也不能博采诸国的档案。1935年第一次出版的兰格的《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年》一书确立了新的标准，但它基本上仍缺乏东亚的资料。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能够避免学术上老的狭隘地方主义了，他们也研究中文资料，并试图理解中国人的观点。当1930年可以大量使用有关清代外交事务的中文资料时，中国外交史的新时代开始了。特别是在蒋廷黻的影响下，新的一代中国和西方学者出现了，他们又使用中文材料，又使用西文材料，并且逐渐使他们的研究符合近代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标准。他们的这种努力在四十和五十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它增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并且开创了利用多种语言的档案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新局面。日本论述近代中国的学术著作，其重要性日益被人们公认。显然，也有人很花力气去了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中国的学术著作，其结果是给非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他们通常所不知道的材料和解释。
这方面的主要中文文献汇编有如下述（尽管这只是一部分，并且略去了个别官员的著作）：1。《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100卷。
2。王彦威和王亮合编的《清季外交史料》，218卷，外加导言一卷和宣统朝（1909—1911年）的24卷。
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88卷。
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卷。
5。《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22卷。
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法越南交涉档》，7卷。
7。《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
8。《清史稿》，536卷；标点和索引版《清史》（台北1961—1962年，8卷）。
9。《宫中档光绪朝奏摺》，26卷。
1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美关系史料》（1805—1874年），3卷。
11。邵循正等编：《中法战争》，7册。
12。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7册。
13。翦伯赞等编：《义和团》，4册。
有关清代文献的类型、价值和传播，可参看费正清和邓嗣禹的《清代行政研究三种》；有关宫廷礼制和政策，可看吴秀良的《1693—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
当然已有大量文献丛书问世，它们提供了日文、朝鲜文和欧洲文字的各该国外交关系的记载，其中也包括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记载。关于日本，可看詹姆斯·莫利编的《1868—1941年日本的外交政策研究指南》；又可看郭廷以收集和莫利编辑的《1862—1927年的中日关系：中国外交部档案一览》。
由于英国政策在晚清对外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现有的档案都有重要价值。除了大家熟知的已出版的档案文献（例如议会文件中的中国通讯部分和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辩论部分）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案卷，特别是如下的档卷：外交部第17号文件“中国政治通讯”，1815—1905年；外交部第371号文件“政治通讯”，1906—1932年；外交部第228号文件“中国领事馆通讯”，1834—1930年；外交部第405号文件中国问题秘密文件，1848—1954年；外交部第233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以及外交部第682号文件“中国处，公使馆档案”，1839—1939年。又见罗惠民的《英国外交部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机密文件，1840—1914年，又增补1915—1937年》。还有大部头的再版书《英国议会文献集》（中国，十九世纪），是爱尔兰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区域研究丛书，计42卷。
在美国，这些档案已制成缩微胶卷。除了已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1866—》一书外，还可以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文献《中国：急件》、《中国：指令》和《中国：领事馆报告》，以上1844—1906年的所有资料都制成了缩微胶卷。1906年以后急件、指令和领事馆的报告可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档案馆看到，见《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目录》。
有关俄国的资料，仍未被充分利用，见《红色档案，历史记事》，104卷；鲁宾恰克编译，路易斯·鲍特拉和戈登·特加耶编辑的《红色档案摘要：苏联中央档案部历史记事》，106卷。又可看П·E。斯卡契科夫编的《中国书目》中的条目；齐赫文斯基编的《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文献书目评述》，3卷。
下面是一些目前较为重要的辅助著作。关于外交关系的开创，见坂野正高的《1858—1861年的中国和西方：总理衙门的起源》和徐中约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1858—1880年》。
关于帝国主义在边疆地区加紧活动的状况，见费正清作为背景材料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蒋廷黻的《1870—1894年中日外交关系》，载《中国社会与政治学评论》，1933年第17期第1—106页；徐中约的《伊犁危机，1871—1881年》；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伊斯特门的《1880—1885年中国在中法争执中所追求的政策》；卡迪的《法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根基》以及邵循正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有关日本侵略朝鲜的论述，见康罗伊的《1868—1910年期间日本对朝鲜的占领》；王信忠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林明德的《袁世凯与朝鲜》；C。I。尤金·金、金汉奎（音）的《1876—1910年朝鲜和帝国主义政策的关系》；赵清洋（音）的《1864—1873年朝鲜大院君的统治》；詹森的《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4章。
有关瓜分中国的威胁和义和团暴乱，可见施雷克的《德国帝国主义在山东》；珀塞尔的《拳民骚乱的背景研究》；谭春霖的《拳乱》；弗莱明的《北京被围记》；埃德蒙·S。韦尔利的《1891—1900年英国、中国和反教骚动》；L。K。杨的《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
有关俄国1900—1905年在满洲活动的论述，可见伦森编的《俄中战争》，和陈復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
有关英日联盟方面的论述，可见尼什的《1894—1907年的英日同盟》。
有关美国之卷入满洲问题，可见亨特的《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
研究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关系观点的史料是丰富的，但却很分散。有关一些剀切陈词的士大夫的主要原始资料，都是他们本人的著作。其中一些已收在中国历史学会主办出版的大量文献汇编中，特别是齐思和等编的《鸦片战争》、邵循正等编的《中法战争》和中国科学院等编的《洋务运动》。但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仍然是官方编纂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它是1821—1861年期间的文献综合汇编。邓嗣禹和费正清合编的佳作《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概览》收集了从1839年以来晚清的文献并译成英文，且有注释。关于中国对西方态度的总的论述，可参看王尔敏的近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论》。
关于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关于西方的概念），可求之于李雅各的《英译七经》和那波利贞著名的研究著作《中华思想》，对这一题目的有权威的著作是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经世学派在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关于它的重新得势的情况，学者们有必要研究贺长龄的重要著作《皇朝经世文编》和它的几个续编。王家俭的《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是对一个经世论学者所作的有价值的研究著作。
关于十九世纪中叶某些士大夫对“变局”的认识，在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第二和第六章中有所研究。至于对付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势的最好途径，则意见颇不一致。这形形色色的看法部分地可见之于地理丛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和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后两者书名虽同，但内容各异。关于中国首次出使西方的使者的情况是郭廷以等人所编和进行了充分研究的《郭嵩焘先生年谱》的题目；而对继郭嵩焘而为伦敦公使的曾纪泽，李恩涵的《曾纪泽的外交》则作了详细的研究。关于那些力主中国须抓住变局良机以图强的有见识的官员的论点，可见多卷本《海防档》和刘广京的《儒家爱国者和实务派李鸿章》。
张灏的《倭仁的排外作用》一书考察了一位理学高级官员的思想背景。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排印本》提供了有关清廷中保守主义的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