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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外交上专横的一个重要根源是语言障碍。驻北京的外国代表很少有懂汉语的，条约港口主要的外国商人也是如此，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人是例外。在领事馆一级，语言状况较好一些。在1913年，英国除北京外，还在28个港口保持领事馆。其中8个是总领事馆（广州、成都、汉口、喀什噶尔、沈阳、上海、天津和云南府②），配备有较多的工作人员。这一年驻北京的公使馆配备了7名见习翻译。在进入20世纪很久以前，与美国领事馆形成对比的是，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是一批高度职业化的外交人员，他们是通过对那些注定要在中国进行其终生事业的人进行竞争性的考试而录用的。在任命为见习翻译后，未来的领事要在北京进行两年紧张的汉语学习，结业后，一次语言考试的成绩，对决定他在工作时期内未来的安排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1913年，美国设5个总领事馆（广州、汉口、沈阳、上海和天津）和9个领事馆。1902年它才任命第一个见习翻译；他就是安立德，后来的商务参赞和《中国：工商手册》（1926年）的作者。1913年驻京公使馆配备9名见习翻译；在领事中，有些人显然是“中国通”，如驻长沙的詹森和驻上海的高思，这两人后来都担任过驻华大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短期政治任命和付酬雇代理领事的制度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变化。
1917年以前俄国领事馆业务人员具有的专业知识，与英国的相当，这是利用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知识的缘故，而从根本上说，则得益于俄国的传教士，从18世纪以来，他们享有北京的语言训练设施。1913年，俄国保持了8个总领事馆（广州、哈尔滨、喀什噶尔、沈阳、牛庄、上海、天津和北京）和11个领事馆（其中9个设在满洲或蒙古）。那一年有四名见习翻译隶属于公使馆。①日本在1913保持8个总领事馆（广州、青岛、汉口、哈尔滨、沈阳、上海、天津和香港）和22个领事馆（其中10个设在满洲）。在日本领事职务当中，被派往中国任职往往被认为不如在欧美使团任职那样惬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领事馆官员据说把在华任职当作踏脚石，他们的语言能力常常受到议会的批评。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领事馆队伍是高度职业化的（通过高级文官考试主要从有名望的东京和京都大学的毕业生中录用），并且了解他们的任职所在地中国的情况。
关于其他国家，德国在1913年设一个总领事馆和16个领事馆；法国设3个总领事馆和10个领事馆；奥匈帝国共设3个；比利时6个；意大利7个；墨西哥4个；荷兰9个；葡萄牙7个；西班牙7个，但通常由第三国国民照管。缔约列强几乎没有例外地在广州、上海、汉口和天津有领事，而它们的其余的领事机构则分布于某些地方，以反映它们各自声称的“势力范围”；例如，如上所述，日本和俄国分布于满洲，英国主要分布在沿长江的城市，而法国则分布在中国西南。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按照建立条约关系的顺序，它们是：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典、俄国、德国、葡萄牙、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巴西和日本。
①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128页。
② 许立德爵士：《在华四十年》，第35页。
① 1901—1906年任公使的内田康哉在1896年担任公使馆一秘时已经是代办。他后来担任其他重要的大使馆职务，1911、1918—1923和1932年任外务大臣，1932年还兼任南满铁路公司总裁。他的接任者为林权助，1906至1908年和1916至1918年任职，他在英国和东京受教育，在其他时期担任过驻英、驻俄大使和短期的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在1908至1913年任公使，1893年第一次来华，任芝罘的领事，1901至1907年任天津总领事。他后来任关东租借地长官，1923年短期地任外务大臣。山座圆次郎在1913至1914年短期地担任驻北京公使之前，曾任日本驻汉城公使馆秘书。1915年曾递交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的日置益在1914年被任命为公使之前，1894至1899年曾在汉城工作，接着在1900至1902年在北京担任一秘和代办。几次出访欧洲以后，他返回中国担任1925年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长期以来小幡酉吉在天津、北京等地任领事和代办（1914、1915、1916年），最后在1918至1923年任公使。
① 1901至1908年的汉务参赞卫理，1887至1896年曾在外国基督教传道会工作，1896年他离开该会，接受了上海美国总领事馆翻译的任命。他是1911至1913年驻北京美国公使的一秘，在嘉乐恒离任和芮恩施到任期间当了几个月的代办——在此期间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在1914至1918年期间，他是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负责人。1918年卫理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和文学的阿加西斯基金的教授。接任卫理的是丁家立，他在美国海外布道会的赞助下于1882年来华。丁家立1886年不再继续从事传教工作，以后的20年在天津进行教育活动，受到前后两任总督李鸿章和袁世凯的赞许。他于1886至1895年任中西书院院长，从1895至1906年任天津新建的官办大学（1900年后称北洋大学）的总教习。从1902至1906年他还是直隶的高级和中级学堂的学监。从1908至1919年，除了一段短期间歇外，他在美国公使馆任汉务参赞，在1919至1920年以一秘的身份代理馆务。由于他广交中国官员，包括袁世凯总统，丁在公使馆的作用是有影响的。裴克，1903至1918年任助理汉务参赞，1913至1914年和1919至1926年任汉务参赞，生于天津，父母均为传教士。他1906年在加州大学毕业后任见习翻译，1914至1919年期间在驻青岛、汉口和天津的领事馆任职。裴克1945年退职以前于1935至1940年任大使馆参赞，在处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是一个突出的人物。
① 马士写道：“公使馆区可以认为是在一个敌对国首都的中心取得的一个可以防守的要塞——用于这一目的，它是太大了；或者可以认为是幸运地抓住机会，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为列强的外交代表取得的花园般的、没有旧时代肮脏环境的宽敞居住区——如果是这样，建立它是没有道理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第355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34—35页。
① 西里尔·珀尔：《在华的莫里循》，书中第86页概述了莫里循未发表的日记所记的各种印象。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③ 许立德：《在华四十年》，第4页。甚至在政治上并不重要的意大利公使馆，在公使和一秘住所的旁边，有“一等、二等‘汉务参赞’和使馆牧师的房屋各一所。小教堂（实际上与大部分教堂一样大）的天花板从意大利运来；有驯马空地和一个大院子的马厩能容纳八匹马；还有一间洗衣房、一座水塔、一个浴室和两幢中国仆人居住的房屋，这些都圈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大花园内。在它们旁边并与公使馆建筑群相连的是海军卫队的营房，它们附有医院、厨房、军官和低级军官的专用住所、饭厅、办公室、监狱和军需库。还有一座内设蒸馏水设备的建筑和几个马厩”。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88页。
①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第20页。
② 华蕾：《含笑的外交官》，第92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1页。
① 田贝：《中国及其人民》，1，第99页。
① 小约翰·A。穆尔：《对华的国际财团和美国的对华政策，1909—1917年》（克雷蒙特研究院博士论文，1972年），第18—31页。
② 云南府即昆明——译者。
① 许多俄国领事的汉学才能，可以举以下数例加以说明：驻天津总领事体德满，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6至1899年为见习翻译，然后任领事职务；驻汉口领事贝勒城科也毕业于圣彼得堡东方学院，1899年来华。贝勒城科在1912年与其他人合作把《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译成英文。此书由俄国公使馆的助理汉务参赞H。S。勃伦奈特和上海总领事馆的参赞V。V。哈格尔斯特罗姆于1910年在北京出版。英文版经总领事、俄国驻北京公使馆的汉务参赞科列索夫修订和补充后，是后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的必备手册。
传教士
1900年，基督教在华北广泛地受到攻击，然后攻击者被一次多国的外国入侵所镇压，在这一转折期以后，传教运动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具有良机的新时代。通过1860年中法天津条约中的一个花招取得的“在所有的省租地和购地”的权利，可以越来越频繁地加以利用，以便在限制其他外国人的远离条约港口的地方建立布道站。①传教事业的建立
在民国初期，传教士是短期在华居住、因共同目标而认同的欧洲外国人中最大的单一集团。他们受到各项条约总的和具体的治外法权条款的保护，深入到中国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到1919年，中国本土和满洲的1704个县，除106个外，都报道了新教徒的某种传教活动。传教士一般都懂汉语，必然与听福音的中国人有着比较密切的日常接触。他们最大的目标，强调通过皈依基督教和坚定地组织中国的基督教教会来平等地拯救个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许多传教士（至少是新教徒）开始看到，外国传教士多方面的活动未能创立强大的土生土长的教会，而外国人的存在可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各教派共有的中华续行委办会的干事罗炳生，在该会一份对新教在华活动的权威性调查中写道：可以预期，下段时期是过渡时期，此时工作的负担及对工作的控制，将日益从外国人转移到中国人。基督教界中日益高涨的民族意识，正导致最能干和最献身的中国基督教徒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深切的不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正当愿望，即基督教应摆脱被人视为“外国宗教”的沉重负担，西方教派分立的状况不应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他们认为宗教界外国势力支配一切的状况，是在中国更迅速地传布基督教的主要障碍之一。①在1949年以后镇压在华基督教会之前，罗炳生所定的任务只取得了很有限的成就。传教士和受圣餐者的人数增加了，更多的华人被吸收为教会的领导，教育和医药服务的质量有了提高。但是在1922年后的25年，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的外国在华机构的成分，与20世纪的头20年的情况相比，在性质上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20世纪头25年盛行的“中华归主”，可以说，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在此之前是义和团起义，在此之后把基督教敌视为外国帝国主义产物的恶意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在义和团起义以后不久的几年，在华的新教基督教盛行，因为在取得了半个多世纪平庸的结果以后，它与需要它的中国国内的改革力量形成了一种临时的联系。在清代的最后十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发展中的教会学校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民国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情况也是如此，而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10和20年代的青年中国多半是教会学校的产物——它们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诸如科学的农业、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型职业的领袖。但是新教教会事业的繁荣依靠与当局的一种不明确的联系。它最后与国民党政体认同，因为二者基本上以城市为基础，并且都是资产阶级式的“现代化”的变异形式。即使保守的民族主义，像罗炳生承认的那样，从长期观点看也只能接受真正土生土长的教会。由于是城市的和非政治性的，而且实际上强调在现存的政府制度的范围内拯救个人，基督教变得越来越脱离呼声日益响亮的农村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在1949年将结束与传教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半西化的城市精英对革命的短暂控制。
1900至1920年这段时期的“中华归主”——1922年所用的一个不恰当但却生动的词组（“Christian ocupation of China”中的“occupation”一词意即占领——译者）——在所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①表31总结了关于新教传教团体的材料。
表31 在华新教教会的发展
在义和团起义以后的几年中，罗马天主教布道会也迅速发展。在1901年，有1075名外国神甫和500名中国神甫在估计有721 000名受圣餐者的天主教社团工作。到1920年，有1500至2000名欧洲神甫、将近1000名中国神甫、1000名外国修女、1900名中国修女、200万名有权受圣餐者、13000名中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