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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著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① 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①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①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年冬季），第219—230页。
第9章 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