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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波德莱尔在中国的影响，可参看格洛里·比恩的论文《波德莱尔与汉园》（在现代语言学会年会汉语教师学会小组会上宣读，纽约，1976年12月）和《邵洵美与恶之花》（在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上宣读，芝加哥，1978年4月）。
③ 麦克杜格尔：《介绍进现代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02—203页。
① 参看方志彤：《新近中国诗歌中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对失败了的诗学的探索》，载霍斯特·弗伦茨和G。A。安德森编：《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方文学关系讨论会论文集》。
② 参看柏奇·西里尔著《徐志摩诗中的英、中韵律》。《大亚细亚》N。S。8。2（1961年），第258—293页。
③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2—113页。
① 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② 同上书，第61—68页。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第61页。
③ 道维·W。福克马：《鲁迅：俄国文学的影响》，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98页。
① 鲁迅：《野草》。
① 这就是威廉·舒尔茨和已故夏济安所持的观点。参看舒尔茨：《鲁迅：创作的年代》（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55年）；夏济安：《鲁迅心中的黑暗势力的诸方面》，载他所著：《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146—162页。此文对主要表现在《野草》中的文学心态有极精彩的研究。
② 马特依·卡林尼斯库：《现代性面面观：先锋派，颓废派，庸俗作品》，第41页。
① 同上书，第45页。
②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载欧文·豪编：《文学艺术中关于现代的观念》，第85、92页。
③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7页。
① 有一位文学史家认为这一对“新”的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标志，而不是使用白话文。参看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1—13页。
② 参看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
③ 约瑟·奥特加·依·加西特：《艺术的非人性化》，第85页。
① 引自麦克杜格尔：《介绍进中国的西方文学理论》，第262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50页。
①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4页。
② 1968年在伦敦，凌淑华在对她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最喜爱的西方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但是在现代中国文学中，自我从外界现实退缩并“仔细审视自我内部的动力”的最好的例子是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的作品的分析，参看夏志清的《小说史》，第15章。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536页。
② 欧文·豪：《关于现代的观念》，第13页。
第10章 1927年前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最初由于感情原因而使自己信从一种政治学说，这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巴黎数十百万参加革命的人民，都已学会了卢梭的学说吗？……圣彼得堡、莫斯科那数万参加革命的劳动者和兵卒，都已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吗？……所以卢梭、马克思的思想，人人头脑中都有的，不过首先被他们两人道破罢了。”①革命是一种群体现象，然而，只有通过领头的杰出人物的深思熟虑和计划，群体行动才能实现。当对记载加以学术性的考察时，过分强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迅速发展着的事件的领导人物的认识过程，往往会使人低估群体情绪和群体要求的作用。无论这些情绪和要求可能表达得多么不清楚，当时的革命领导者对其都有所体会，这些领导者自己就受到他们本身的情绪和理智、本身的一时冲动和意识的支配，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都不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单了。就1917年与1921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身的理解。①① 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年12月7日），第2—9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 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7章）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1898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尚且不够一样，巴黎和会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给予日本，而不是公正地归还中国。在这些事件和决议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思想与政治气候突然改变——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宰地位被彻底粉碎了。跟随其后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中国学者很容易被罗素或柏格森、尼采或孔德、克鲁泡特金或马克思的种种观点说服，并改变信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皈依者是谁？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现实有着怎样的理解？他们在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为什么他们信奉了这样一种学说？
五四运动后的五年里，改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当中，仅有12人已知是出身于无产阶级。①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见图八〕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们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连同许多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本、法国的俄国。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国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这些激进的思想能够为社会状况所验证，并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被表述出来，远在国家内地的一些地方如成都和榆林引起反响。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皈依者屈指可数；其中一些人年龄较大，曾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有更多的人知道1913年内战中的起义以及1915年和1917年复辟帝制企图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至少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其中任何一人都不能称为研究学术的学者。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讲，知识总要引起行动的结果，否则就将成为无目的地学习的收获。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实其效用。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①他们卷入和干预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学术生活。胡适博士是个例外。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探求知识方面不那么勤勉，或者不那么细致，虽然他们共同的偏好是在小组或者学会中集体学习。他们反对传统，意识到传统将被废弃，并在寻求一种将其彻底铲除的方法。他们在文化上的异化造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异化，这或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或是因为缺乏有威信的社会地位。
他们关切自己国家的落后状况，寻找方法使国家值得他们为之献身，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有条件的——人们热爱中国，因为她可以变成值得爱的国家，①不只是因为他们生来是中国公民。②这种落后状况集中体现为经济的停滞，如陈独秀于1918年指出的那样，或者如毛泽东大约10个月以后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中以同样的倾向所写的那样。③其他的人如向警予通过不同的途径，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她探索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向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她逐渐相信“从前种种，皆是错误，皆是罪恶”。④陈独秀和李大钊认为，造成中国普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腐败的官僚和无耻政客的扈从们所助长的精神消沉、道德沦丧①和不受约束的军阀主义。②这些军阀及其支持者，毛泽东含糊地称之为“强权者，害人者”。③中国的这些强大的害人者都有“帝国主义者”作靠山，获得这种认识对于这些激进的思想家们是一个进一步的、极其重要的发现。④这为后来诸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的剥削、受压迫者的国际大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这类概念的应用，打开了大门。至此为止，对中国现实的根本认识方面的变化还是逐步的，尽管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已经奠定了。十月革命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加速了这种转变。
如陈独秀以颠覆罪受审时，在他自己的辩护词中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标志了他思想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个日子以前，他重新振兴中华的呼吁是针对知识阶层发出的；此后，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劳动人民身上。“盖以……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在1919年早些时候，由于他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压榨日益敌视，其理想中的中国形象不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模式了。与此同时，李大钊认为民主在美国已经丧失，声言反对资本家的剥削。①确实，李、陈两人对于民主思想仍都有所留恋，但是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而言。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民主”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相比，要求广泛得多的群体参与。在那年1月，陈在《每周评论》——一种激进的期刊——著文，主张需要一个有群众追随的政党；到3月份，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的思想更达到了某种类似于人民专政的程度。②在这两篇文章之间，这份刊物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的社论，号召一场推翻士大夫统治的工农社会革命。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