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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近30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员。在1923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1922年6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
可是，党仍具有一种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潜力，因为它有一批有经验的领袖，并有反满、反对袁世凯、谴责外国特权和主张行政改革的声誉。领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许多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国政权中当过官。有的人得到了欧美大学的学位，许多人在日本的学院和军事学校学习过。这些领袖此时大部分已届中年，他们在国外时建立了友谊，曾以不同形式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筹措和分发革命经费，偷运武器，在部队中进行宣传，与下层的秘密会社一起活动，参加议会斗争，办学术和政治刊物，在学院中教书，组织工会，指挥军队，治理省份，以及进行工商业活动。他们来自中国所有的地区，各有其地方纽带，虽然其中大部分人来自广东和长江流域的几个省。他们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成分及较现代的成分结成了关系网。
党需要受到激励而行动起来。显然孙博士被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占去了过多的精力，以致不能十分注意国民党，虽然他不时呼吁上海的办事机构去执行外交使命或开展对外宣传运动，并且无疑要它寄来经费。1923年10月，孙博士把注意力转到重新向党注入活力的方面。苏俄派给他的主要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在以后的七个星期中，两人定期就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
国民党内苏联利益的背景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在中国既有国家的战略利益，又有革命的利益。俄国和中国共有一条漫长的边境地带，苏联政府希望与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会带给它许多好处。俄国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是取得对中东铁路（前俄国的一个国营企业）的控制，该铁路穿过满洲，是连接俄国滨海诸省与外西伯利亚的一条主要纽带。俄国和中国因争夺外蒙古的统治地位而对立，中国认为外蒙古是自己的领土，但是它被一个最近被红军树立起来的蒙古政体所统治。俄国不愿中国控制这块缓冲区，这是阻碍俄国的三个使团与北京建立政府之间正式关系的绊脚石。1923年9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作为全权公使来到北京，企图重开谈判。
作为应从资本主义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区域，中国被纳入俄国的世界战略之中。1919年，列宁组织了第三（或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其总部设在莫斯科。在1920年的第二次大会上，他明确地阐述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共产国际以及统治大国中的共产党应把力量集中在解放斗争上，把这一斗争当作世界革命的准备阶段。列宁预见到，殖民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必然要领导这些解放运动；他坚持，殖民地每个新生的共产党应该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帮助资产阶级。这是统一战线的战略。但是，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通过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和贫农来壮大力量，为第二个革命阶段——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做准备。共产国际精心制订了这一基本战略，并在那些其使者能够渗透的殖民地进行宣传。中国虽然不是殖民地，却被纳入这一计划，于是共产国际派代理人来到这里。
苏联的使者在中国有双重任务：帮助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寻找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解放斗争中将进行援助的民族革命组织。俄国的领袖们不了解中国，需要侦察员几年的调查，才能选定国民党。（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根源和环境已在第10章进行讨论。）统一战线一旦组织起来，亨德里屈斯·斯内夫利特——荷兰籍共产国际代理人，化名马林——就超过这一战略，劝诱共产党人（大部分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加入国民党，因为孙逸仙不愿意两党之间结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个策略，认为这是新生的党在华南接近无产阶级的一种途径，更重要的是，委员会希望共产党人能使国民党趋于激进，并引导它与俄国联合。俄国的领导人计划为革命掌舵。
孙逸仙和苏俄相互之间的眷恋长达五年之久。在其革命生涯的不同时期，孙博士向所有的大国求助。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他派出几个试探者，以求他的党与列宁的党缔结盟约。后来，他希望这个新型的革命国家将在军事上帮助他登上北京的总统宝座。列宁和外交人民委员格列戈里·契切林通过非经常性的通讯来引导孙逸仙。三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吴廷康、马林和达林——试图说服他必须改造党。1922年6月孙博士被陈炯明打败后，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地想得到外国的援助，于是他开始寄厚望于苏俄。1922年下半年，他与俄国驻北京的外交代表越飞通信。越飞作出了几次努力而未能与中国政府谈成一个条约，于是来到上海，在1923年1月与孙博士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此时正是孙逸仙雇用的军队收复广州之后。他们商议的内部详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以后不久，苏联的领导明确地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孙博士和国民党，并派顾问来帮助党复兴。①鲍罗廷是指导这项工作的人选。
根据共产国际的观点，鲍罗廷具有足够的资格。他生于1884年7月9日，从他在拉脱维亚的青年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革命者。1906年他被驱逐出俄国，在美国度过了11年。然后在1918年夏季回到祖国，再次投身于革命工作。列宁很了解鲍罗廷，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就是鲍罗廷翻译的。共产国际成立后，鲍罗廷成了它的使者之一，为组织工作访问了西班牙、墨西哥和美国，然后在英国被拘禁，因为他已在那里协助改组英国共产党。1923年春季他回莫斯科不久，就被选定执行中国的这项任务。他抵达广州时年39岁，从各方面看，他是一个聪明和性格有吸引力的人。
鲍罗廷的指示没有发表，但他可能已经熟悉共产国际过去有关中国的决议。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指示，它清楚地说明了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共产党应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指示极力主张，必须积极地准备农村的暴动以扩大革命，必须改造国民党以使它成为民主的反帝反封建战线的领袖。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是它必须无条件地支持中国的工人运动。国民党应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北方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斗争。共产党必须不间断地影响国民党，使之支持土地革命，坚持有利于最贫穷农民的没收土地的做法；它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孙逸仙与军阀联合。它必须要求尽早召开国民党大会，从而全力建立广泛的全国民主战线，它必须坚决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和协定。①鲍罗廷的目标可能与此相似；这明显地表现于他在广州的早期活动中。
重振国民党
为了讨论国民党的问题和对即将来临的革命提出建议，鲍罗廷经常与孙逸仙会面。他还会见当地的共产党员，重新向他们保证，归根到底，他的用心是为加强共产党而工作。 ①10月25日，孙博士指定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要它起草新的党纲和党章，并为召开全国大会作好准备。他任命鲍罗廷为委员会顾问。鲍罗廷以联共（布）党章的结构为模式，为国民党起草了新的党章。他的党章草案与以后通过的相似，详细地谈到了五级组织——全国的、省的、县的、区的和区以下的。一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两次大会之间，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主持党务，任命党的主要官员，管理财务，指导它的几个机构以及所有的下级执委会。国民党党员都要受严格的党纪约束。那些参加诸如工会、商会、省议会或全国议会的党员，要组成党团，而且必须在其他团体内始终保持一致的立场，以便掌握它的方向。
临时执行委员会开了28次会，起草了一份响亮的宣言和一个新党纲。它监督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办了一个刊物，以宣传打算进行的改组和解释党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成立一所学校，以训练区和区以下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它确定全国大会的议事日程，监督从中国各省和大城市以及海外分支机构选举代表的工作。①随着陈炯明率领的部队威胁广州，孙逸仙对广州的控制在1923年11月变得不稳固了。人们担心大元帅可能会被迫出逃。在这次危机中，鲍罗廷极力主张采纳动员群众支持的激进的计划。他敦促孙及国民党的一批领导人让党颁布一些法令，内容是通过没收和分配地主产业把土地分给农民，保证一天劳动八小时、最低工资以及其他权利。他争辩说，这些诺言将使与陈炯明作战的部队得到支持。但是孙博士拒绝颁布土地法令，因为有些重要的追随者强烈反对。经过认真讨价还价，他同意——根据鲍罗廷的回忆录——颁布一项减地租25％的法令和另一项规定建立农会的法令。②对国民党人来说幸运的是，支持孙的部队赶走了敌人。军事危机度过了。孙逸仙没有颁布减租法令。
另一个使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心神不安的问题，是在鲍罗廷和主张孙博士倒向苏联的最坚决的人之一廖仲恺在11月底前往上海以后不久出现的，他们此行是向几个领导同志说明改组党的必要性。11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有威望的党员（都是老资格的党员）上书孙博士，就党的新体制中和在起草文献过程中的共产党的影响向他提出警告。他们指控共产党的领袖陈独秀是幕后人物，并指责两党合作的政策是共产国际阴谋的一部分，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加速社会革命，在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煽起阶级斗争，以联合劳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掀起全国革命。他们断言，陈独秀已使他的信徒们进入国民党以便进行接管；他们警告孙博士，不出五年，陈独秀可能被选为国民党的领袖。这次请愿是一个早期的证据，证明在保守的老资格党员中不断有反对倒向苏联和让共产党员进入老大哥政党之事。
孙逸仙拒绝了这一批评。在书面答复中，他说明鲍罗廷是新党章的作者，陈独秀根本没有参与此事。与国民党亲近是俄国的主意，建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是俄国。他断言，俄国必定同国民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听从我党，他将被驱逐出党。”孙逸仙提出警告，不要因怀疑陈独秀，就怀疑俄国。①尽管有这种信心的表现，新党章的草案也被修正，取消了选举党的领袖的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它任命孙逸仙为领袖，使他成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理，并授予他对两会各项决定的否决权。
广州的海关危机在12月中旬发展到了顶点，这更加深了孙逸仙的反帝情绪，虽然鲍罗廷在此之前的建议——危机期间他不在广州——一定也起了作用。大元帅及其政府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征收的广州关税，因为有过一个先例。当北京的外交使团没有按照孙的外交部长的要求，指示总税务司拨给海关收入时，孙大元帅宣布他将夺取广州海关和任命自己的官员。这危及了所有强国都承认的海关——北京政府的一个机构——的统一；这个行动还可能开始形成一种有损于两大赔款和许多外国贷款的趋势。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派炮舰前往广州阻止夺取海关，以此对付孙的挑战。国民党人太弱，无力战斗；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转而求助于群众示威和在外国首都进行宣传。危机过去了，但孙逸仙由于他向外国统治挑战，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国民党更明显地趋向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成为它的重要主题，完全像共产国际所主张的那样。①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有196名代表被任命或当选，开幕式有165名代表出席。大部分是老资格党员，约40人代表国外的支部。约20名代表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10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