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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0623＿0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②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年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页。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和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和22（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年6月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月16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和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捍卫》。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月7—13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与分散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