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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右转的动向，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和张静江认为国内只应存在一个党，一切阶级应该合作，阶级斗争应予禁止，不需要共产党……
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将很快成功，不久将出现一次阶级革命的运动，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而是共产党……因此，一个巨大的反共浪潮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起来……
当前需要我们迫切地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及国民党所谓温和分子的结合，造成了内外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的形势。这是极为危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②共产党领导提出什么对策与这种危险斗争呢？首先，党应消除国民党的种种恐惧，这些恐惧是基于以下的意见：接近群众的共产党反对国民政府，不久将有一次共产主义革命。为了消除恐惧，党应敦促群众向政府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通过宣传，解释国民革命的胜利仍很遥远，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不可信任，并且警告国民党不要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革命者”，即工人和农民。在外交政策方面，党应集中力量搞反英运动，延缓把反帝运动扩大到日、法、美三国，以便孤立英国。报告很有信心地提出：这些政策如果正确地执行，将导致完全的胜利。它们将阻止外国列强对我们的联合进攻和消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恐惧。①还有涌现出来的一系列事件——诸如中国城乡中无数的行动和反行动（罢工、工商业倒闭、夺地和暗杀）、宣传、地方和地区有影响的中国人中发展起来的情绪、中国几个主要权力中心的决定以及莫斯科、伦敦、东京、巴黎和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它们正无情地导致革命运动内部面对面的冲突。
革命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
2月份和3月初期，武汉集团与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之间的不和变得一清二楚了。他们各走各的路，激进的左派在武汉更牢固地扎下根来，并试图抑制蒋介石的权力；而总司令在他的地盘内镇压共产党员，派军队去征服长江下游，并且寻求中外的新支持。
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几名俄国顾问已经工作几个月，建立了以唐生智为中心的反蒋军事联盟。3月5日，一份显然在汉口写的秘密俄文报告报道了反蒋军队的阵容，其中提到第3军（朱培德）、第4军（张发奎，当时为代理军长）、第7军（李宗仁）、第8军（唐生智）、第11军（从第4军的第10师改编，陈铭枢）以及其他几支战争力较弱的部队。但是这个文件警告说，倒蒋的内部斗争没有完全成功。①写报告的俄国人错误地估计了武昌戍军司令陈铭枢的观点，他已经被派到南昌去劝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到武汉参加那里的有争议的全会。他在3月6日从南昌回来，那天晚上他被迫放弃他对第11军的指挥权而离去。②该军转归左派张发奎指挥。
此时在南昌，布廖赫尔将军及在蒋介石司令部的俄国参谋们制订了攻占长江下游地区的战役的计划，虽然他们反对立刻向东面突破。布廖赫尔主张向河南推进去对付奉军，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沿陇海铁路向东移动。根据切列帕诺夫的说法（他的著作部分地根据俄国的档案），鲍罗廷主张一个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行动。按照布廖赫尔的计划，在长江下游的战役之前，应该沿京汉线北上向郑州和洛阳挺进，为的是与冯玉祥会师，冯的军队此时集中在陕西河南的边境。③双方都在与冯玉祥的代表谈判。事实上双方在1927年头几个月都在与几方面的指挥官谈判，以铺平胜利的道路——其中有河南的靳云鹗将军和魏益三将军、安徽的陈调元将军和王普将军、江苏的孟昭月将军、上海的杨树庄海军司令和毕庶澄将军。
蒋介石与“军阀”中最强大的张作霖间接谈判。他是根据12月7日一次会上，与鲍罗廷和国民党一批领导人作出的关于消灭孙传芳和联合张作霖的决定而这样做的。①如果要消灭孙传芳，重要的一步是劝说张作霖不支持他。孙传芳已经与张作霖及其部将张宗昌结盟；张宗昌于是派他的鲁军南下支持——或代替——孙传芳。蒋介石的谈判通过中间人一直进行到3月份，并打算推迟与强大的奉军的战争；但蒋介石可能在寻找更多的力量以反对他的武汉对手。张作霖的保持中立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条件，显然包括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对它进行镇压。
在2月和3月份，一些共产党作者抗议蒋介石与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罪行”。②有大量证据证明，为了有助于与张作霖谈判，以及预期的对上海强攻，蒋介石正在谋求与日本达成谅解。通过各种方式，他试图使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相信，他们不用担心他的军队夺取上海的后果。①对国民党阵营中日益发展的不和得到详细情报的日本政府，倾向于与蒋介石可能和解的意见。②蒋介石始终需要钱去进行夺取上海的战役；他对武汉政策的抱怨之一是它不提供经费。蒋介石是宁波人，并曾长期住在有巨大宁波帮——在工商业和下层社会都有很强的实力——的上海，因此他在这个大都会有很有用的关系。1926年后期，上海华人商会会长虞洽卿到南昌访问蒋介石，据说提供了中国工商业巨头给他的大量支持，以帮助他拿下这个城市。下层社会的头子和法租界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据说也访问过他。蒋介石的结拜弟兄黄郛在上海充当筹措资金的中间人。他带给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一封蒋介石的密函，要求银行增加财政援助，张在1927年1月拨给几十万中国元。蒋介石还派他的军需局局长俞飞鹏前往上海安排借款事宜；俞成功地又从中国银行提取了100万，并据推测他使用类似的手法，在别的地方还搞到更多的钱。美籍犹太人索克思可能在劝说英美烟草公司提供200万元（以未来的印花税担保）贷款时起过作用，这笔钱存入中国银行，资助何应钦的第一军。①行动和反行动
当薛岳的第7军第1师在1927年2月18日占领杭州时，蒋介石夺取上海的计划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江西东部向浙江省省城的猛攻，得到了第2师和已在12月份倒向国民党的周凤岐将军率领的第26军的支援。何应钦全面指挥东路军，但是白崇禧将军指挥先头部队。②在夺取杭州（坐火车到上海的距离为130英里）后，国民党部队谨慎地向离上海约47英里的要冲嘉兴推进，双方都在准备一场不可避免的争夺上海之战。孙传芳元帅③与南京的新盟友张宗昌元帅④商量后，把上海的防务移交给鲁军。在过渡时期，孙的部将李宝章将军仍担任淞沪警备司令。在此期间城内的共产党领导人从其他集团取得尽量多的帮助，发动了反孙传芳元帅的第二次“上海暴动”，暴动从2月19日持续到24日，有效地使这个城市陷于混乱。①暴动显然有两个目的：扰乱孙传芳的后方，进而协助国民党人的推进；在国民革命军到达前尽量夺取对中国城市的控制，使它们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具。暴动是通过总工会的恐吓团小组和暗杀几个反对罢工的中国工头及其他人的行动而强制进行的。②李宝章无情地镇压暴动，派大刀队到上海县城的街头砍煽动者——其中许多人为学生——的头。可是，暴动导致数十万工人（报道的几种数字大不相同）进行了一次政治罢工，表现了上海共产党员的力量。它也坚定了中国工商界和国民党内右派反对他们的决心。它加强了英国政府防止另一次“汉口事件”的决心，法国、日本和美国作好了保护其国民的准备。这样，在蒋介石寻找盟友时，暴动很可能帮了他的忙，它同时还加剧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月26日政治报告预见到的危险：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翼以及所谓国民党温和分子结盟反对苏俄、共产主义和工农运动。
3月10日，期待已久和争论激烈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有33名代表参加，但没有蒋介石；蒋留在南昌准备长江下游的战役。除三人外，与会者都可确认为国民党的左派（在当时），或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①全会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党的力量”的决议。它们重新组合了所有高级党政委员会，把蒋的对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汪精卫抬为这些机构的第一把手。这些决议使蒋在几个委员会中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但又把他排除在党的主要决策机构政治会议的主席团之外。主席团重新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北伐即将开始时被撤消，以便于总司令部活动。蒋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但是汪精卫在名单中名列第一，其他三名成员唐生智、邓演达和徐谦又是蒋的对头。汪精卫被选为党的重要机构组织部的部长，以代替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在汪抵达前领导该部。
对蒋介石及其集团的另一个侮辱，是宣布广东和广西省党部和广州市党部选举无效的决议，这些机构在张静江和陈果夫的指导下已经进行了改组。另一项关于统一对外关系问题的决议，禁止不负责外交工作的任何党员或政府官员——尤其是军官——直接或间接与帝国主义打交道（除非奉命打交道），否则将被开除出国民党。这项决议是针对蒋介石的，因为他的部队不久将不可避免地在上海与外国列强接触。①其他的决议号召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决定停止在国民党刊物上批评另一党；恢复成立一个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以解决两党冲突的委员会的想法；呼吁共产党指定其党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和省政府；强烈地要求共同指导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决定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去共产国际，商谈关于中国革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②当汉口正作出削弱蒋介石权力的决定时，他的集团在江西采取了反对共产党员和左派的行动。3月11日，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处决了赣州（江西省南部一个主要城市）总工会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陈赞贤，并解散了工会。3月16日，正当蒋介石准备征讨长江下游时，他下令解散支持武汉集团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并命令他的部下对它进行改组。几天以后，当他抵达九江时，他的部下猛烈地镇压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和国民党九江市党部。3月19日，蒋介石来到安徽省省城安庆，它由于陈调元和王普倒戈而投向国民党一边。23日，在五个匆忙组成的反共产党的省协会（其中之一取名总工会）和共产党员之间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了共产党员的离散。③这些是不祥之兆。
夺取上海和南京
蒋介石沿两条路线，组织夺取长江下游几个重要城市的猛攻。一路是沿长江两岸而下，其右岸的军队由程潜带领，目标是南京，其左岸，即北岸的军队，由李宗仁率领，目标是切断敌人南北向的生命线津浦铁路。另一路指向上海，上海位于一个三角地区的东端，其西南角是杭州，西北角是南京，大运河和太湖在西面形成了一条底线。到3月中旬，已经攻取杭州的部队在前沿指挥官白崇禧的率领下在离上海不远处进入阵地，同时何应钦的部队在太湖的两边向北进逼，以切断沪宁铁路，这是孙传芳的残余部队和毕庶澄将军的生力军的主要退路。驻上海的中国舰队的杨树庄海军司令，早已通过他在上海的主要代表钮永建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3月14日杨司令宣布他的舰队投向国民党部队；在此以前，他已派三艘船沿长江直抵九江，供蒋介石使用。3月份第三个星期的遭遇战以及在铁路线上的罢工和破坏，使张宗昌非把他的部队朝南京方向撤退不可，否则就面临被围的危险。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攻突破了松江的前线，北军撤入上海，但没有进入外国租界，租界由一支在各入境处布置路障的多国部队保护。毕庶澄就自己的投降进行谈判，把作战计划交给钮永建，①然后乘日本船逃到青岛再前往济南，他在济南被捕和处决。
3月21日星期一，当白崇禧的部队逼近城的南郊时，总工会开始了“第三次暴动”，到那个时候，工人纠察队约有3000人，由黄埔军校的学生训练，有的人有步枪和手枪等武器。几个游击小组也已渗入城中，恐吓小组——西方报道称：“黑衣枪手”——又在活动。暴动在中午开始，纠察队和枪手攻击街头的警察，攻占华界中的警察署，还抢夺武器。与此同时，数千名工人进行了一次总罢工（有的地方在必要时是强制进行的），虽然当时的气氛是庆祝和欢迎国民革命军。城内挂满了国民党的旗帜。经过一天的混乱以后，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力量，在群众支持下似乎已经解放了华界，虽然与国民党代理人共同制订计划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