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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间接地集中于资产阶级的作用的讨论，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上海总商会接待了杜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在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②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月3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1920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