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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④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外交团1923年8月10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年被驱逐，停止了这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年3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年7月29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作为警告，是年12月他们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信用”。②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000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余人。②这一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广东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至1924年间迅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