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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年拒绝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次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①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年夏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③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月和4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例如8月13日5000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天对罢工者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是1927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年—）可能20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的总体国家”。①在1927—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年的纲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