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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辏А⑼豕Ｋ心昶字凶钕昃〉氖撬镆菹傻哪昶住Ｒ约钢纸显绲闹魑。ū惫竦车牡蛋腹萑涡薅┖驮龆豆改昶住罚�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2卷。《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1923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以论列。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甚至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路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