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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文丛书是戴遂良的《现代中国》，特别是1—5卷涉及1924—1927年这段时期。重印当时刊物和其他资料的重要集子有：《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1和第4卷，台北出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
其他重印文件的汇编有《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即孙逸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等。著作言论集很多，国民党方面如张继、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邓演达、汪精卫和吴稚晖等人，共产党方面如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都有。有几部可以利用的英文文件集，如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9年》和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和费正清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不过这一时期的文件两部书都不多。关于苏俄和第三国际的政策，赛尼亚·乔柯夫·尤廷和罗伯特·C。诺思的《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最有用。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书上文已经提到，还可参看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
许多参加者留下了回忆录。尤其重要的是《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博士一人身兼采访者、研究的学者、作者和编者。李宗仁指挥原来从广西来的第7军，提供了北伐的战役和政治的广泛材料。关于军事组织和战役，仍是极有价值的主要研究资料汇编有：《国民革命军战史》；关于张发奎“铁军”的《第四军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北伐战史》，5卷；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的《国军政工史稿》，2卷。
几个援助国民革命并经受住了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在一些被允许接近档案的年轻学者的帮助下，撰写了回忆录。范围最广泛的是A。I。切列帕诺夫将军的两卷记述。但这部书由于不合时宜的偏见，并不成功。第1卷的不准确的译本名为《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译成英文的还有另两部颇为有趣的回忆录：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诺娃的《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马克·卡萨宁的《20年代的中国》，他的未亡人希尔达·卡萨宁娜译。对俄国军事援助团的学识和对俄国最近的研究成果的一部重要资料书，是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莉迪亚·霍勒布内奇身后出版的著作《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利用并列举了能接近俄国档案的苏联学者新近的著作。利用俄国资料的最近的著作，是丹·雅各布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是其出版年代的名著，详细记述了两党合作的早期阶段；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也详细地记述了这个阶段。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最初出版于1938年，1951年出修订本，以其提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是“失败者”，以其反斯大林和反蒋介石的看法，曾经很有影响。有类似倾向的还有琼·切斯诺的《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M。H。赖特译自法文。在对外关系方面，两部杰出的著作是：多萝西·博格的《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和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1921—1931年》。
12中国的资产阶级
没有一部全面研究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著作。但有大量文件和几部评述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作品。关于由城市士绅和商人阶层形成资产阶级，可以参阅伊懋可的《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关于城市士绅以牺牲官僚政治为代价以求发展，可以参阅周锡瑞的《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
中国资产阶级卷入辛亥革命，标志着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M。克莱尔·贝热尔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小岛淑男的杰出论文《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和爱德华·J。M。罗兹更全面的著作《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不过，就英国或法国的观念来说，辛亥革命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者首先要把中国和马克思所详尽阐述的普遍发展进程联系起来——如M。克莱尔·贝热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书中努力指出的。辛亥革命还是巩固了资产阶级在地方管理中的作用。尽管这种发展并不是成体系的研究论题，但有几个作者着手研究，见E。扬所写的本书第4章，罗伯特·基思·肖帕的《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以及上文已经提到的伊懋可和周锡瑞的著作。
周秀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资产阶级在现代经济部门迅速兴起中所起的作用。很多资料可见于从纱厂到水泥公司这样一些中国主要厂商的重要档案汇编，这些汇编正在迅速地继续出版，尤其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其中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荣家企业史料》。以这些汇编为基础的新近专著，有谢尔曼·科克伦论述烟草业，赵冈论述棉纺工业的中、英文著作，后者分别补充了方显廷和严中平的英文、中文早期著作。这些资料和专著，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因素（家族风气、地理上的团结，等等）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应特别提出的是，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和研究恒丰纱厂的著作。
虽然传统的行会和其他组织是许多著作的论题，但对商会和商业联合会仍然了解不够，尽管它们在1911至1927年间起了重要作用。詹姆斯·桑福德的《19世纪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1976年博士论文），主要不是研究民国时期。这些组织的大多数出版它们自己的刊物：《上海总商会月报》、《银行周报》、《银行月刊》、《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这些评论性杂志可以补充和修正条约口岸出版的外国报刊如《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远东商业公报》登载的资料。中国和外国团体当中的竞争和团结，是一个容易探讨但至今还几乎没有加以研究的问题。
分散得很开但为数很多的20年代期刊，使我们有可能研究条约口岸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作用。了解这个时期的名人要困难得多。现存的传记相当少，但要特别提到朱昌峻的《近代中国的维新人物：张謇，1853—1926年》。对于一个操纵上海华人商业团体几近半个世纪的名人虞洽卿，我们所有全部资料只是方腾的一篇文章——《虞洽卿论》！只有几个商人或实业家仿效穆藕初的例子，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见张謇之子张孝若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和张謇的主要文集《张季子九录》；也以穆藕初知名的穆湘玥的《藕初五十自述》；和荣德生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曹汝霖出版的回忆录，包括政府和私营银行的资料。传记集有徐盈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和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出版于1978年，包括记述14个实业人物的12个条目。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编史工作，新近重要贡献中值得注意的，是帕克斯·科布尔的《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科布尔的解释——强调1927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衰落——应当取代那种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胜利的传统的但却是错误的论点。但是这种修正的解释，只是提出了，而没有真正解决30年代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最近的评述见M。克莱尔·贝热尔的《“另一个中国”：1919—1949年的上海》。
和原始资料相对丰富相对照，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少，这表明当代历史学家相对来说缺乏兴趣。在革命为其主要领袖叫做农村革命的条件下，20和30年代的商业资产阶级似乎是具有暂时重要性的一个起码的阶级——或者说只是一个集团。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策中出现的方向性变化至少可能导致——即使不完全改变判断——重新发生兴趣和出版更多的著作。
① 中文译本名《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13卷的中译本。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2章）；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1、第3、第7、第14章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1章 刘敬坤
第2章 高士华
第3章 李宝鸿
第4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5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6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7章 丁于廉
第8章 高士华、董卉
第9章 范磊
第10章 周祖羲
第11章 曾景忠
第12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13章 马晓光
第14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在1902到1912年间以16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12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6卷。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变为计划出15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10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