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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由于它是革命的，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与它合作。问题是应采取怎样的合作方式。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在杭州对此进行了讨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③主张合作应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部跨党”战略）。陈独秀表示反对，他主张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党外进行。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宣布党应当严格遵守共产国际的指示，于是他的观点占了上风。①然后，越飞拜访了当时从军阀陈炯明那里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孙逸仙；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中国条件的条目表现了越飞的一个主要让步。孙于2月再次被邀请到广州领导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与莫斯科的交往变得出乎意外地主动。8月，蒋介石和张太雷被派往苏联几个月，学习苏维埃的军事组织及政治代表制度。政治顾问鲍罗廷大约于11月启程来到广州，军事顾问瓦西里·勃鲁彻将军（在中国称为加伦）随后于1924年抵达。与他们同来的是援助和军火。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国民党新的“联俄容共”基本政策的规定，李大钊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选为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17名候补委员的名单上。
随后的共产国际国民党联盟的变迁，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戏剧之中。这次中苏合作进行革命的社会政治内容，已在本书上卷中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开始，这种影响以不同方式延续了整整一代。它也建立了另一种国际秩序结构；这种结构的基础，是保证莫斯科牌的共产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由于国民革命从广州北伐，华盛顿会议列强处于守势并进行各种调整。
① 关于苏联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参考王聿钧：《中苏外交的序幕：从 优林到越飞》；和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
① 越飞自杀时间应是1927年——译者。
②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派打交道的详情，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有关共产主 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理查德·C。桑顿：《共 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1—1931年》；艾伦·S。惠廷：《苏联在中国的政策， 1917—1924年》；和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
③ 道夫·宾：《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季刊》第48期（1971年 10—12月），第677—697页。
① 这些发展在本书上卷第10章（陈志让著）和第11章（韦慕庭著）得到更充分 的论述。
中国的国民革命和列强
蒋介石总司令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为目标，于1926年7月经湖南北上。长沙于8月12日，岳州于18日，汉阳于9月6日，汉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继陷落。潜伏在这种攻无不克的军事扫荡背后的，是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周围的反共新右派之间不断增长的不和。共产国际认为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它发出指示，实行彻底革命的方针。
在此以前，英国曾采取反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硬路线，1926年12月改变方针，并且宣布了温和的对华新政策。然而，随着民族主义潮流更加汹涌澎湃，英国寻求缓和的希望破灭了。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冲进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英国无法派出援兵，最后通过一个归还租界的协议，放弃了这些租界。①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时，六名外国人在革命军士兵的暴行中被杀。长江上的英、美炮艇从江中轰击这座城市，帮助他们的同胞撤退。集合在南京领事馆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军军官和部队的搜查。一些人受到粗暴对待，另一些人受到枪托的敲打，财物被毁，但未作任何抵抗。碰巧在领事馆建立通讯联系的海军官兵拆掉他们的机枪，并应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们的武器藏在一间后房里，以免他们的武器刺激中国士兵。其结果是虽然发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无事。
这次南京事件的后果是，英国加强了在上海的防卫，并要求日本和美国也这样做。美国派遣了援军，但试图避免刺激中国的民族感情。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贯彻他的不干涉中国的原则。由反对党政友会领导的对币原温和对外政策的批评，在一段时间里曾有所加强。此外，军部和参谋本部双方都支持与英国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认为英国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首先，日本真正的在华利益不在领土而在市场。第二，如果国民政府确实想把全中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看来这是可能的——日本应该避免磨擦。第三，正在出现分裂的迹象，因为国民政府内部亲共分子与反共分之子之间的冲突加剧了。最后，如果中国不答复日本的最后通牒，并拒绝日本的要求，怎么办？外国支持蒋介石会使之像一个叛徒。除了让蒋介石自己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政府外，别无其他有效的办法。当然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变以及随后的剿共行动中所做的事。
由于蒋的反急进政变，华盛顿会议体系可望最后到位。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有希望保持稳定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反对苏联——一个留在华盛顿框架之外的强国。华盛顿列强虽有分歧，但它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在中国互相协商和合作的原则。不幸的是，1927年后的岁月表明，在国内动乱不仅席卷中国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国家的时代，在远东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多么艰难。
这段无休止的动荡历史，将在下一章中论述。在这里，1927年后中日关系的梗概应足以说明，实现一个被国内势力所接受并为其所支持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端困难的。
蒋介石采取反共行动，展现了条约国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个月里，日本内阁易手。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作为反对党的领导人，田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批评其前任币原对华政策软弱的机会。现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强硬对华政策的职位。①在北伐的1927年阶段，当革命军于5月迫近山东省时，田中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派军队到山东。中国军队撤回鲁南，避免了一场冲突。1928年4月北伐重新开始，田中再次派兵进入山东。较早占领济南的中国军队与那里的日本军队遭遇，经过一些小事件之后，双方于5月3日发生冲突。受反帝情绪驱使，有些中国士兵出来杀了11名日本平民。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行动，并把他们逐出济南近郊。中国军队绕开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进军。虽然未与日军发生进一步冲突，但是济南的战斗，甚至在蒋的政治上温和的部队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绪。
张作霖大元帅被这些中国军队打败，于6月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他的沈阳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阳这一边的一场大爆炸中丧了命。他的被暗杀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官策划的。他们的想法是，张作霖的死将使满洲群龙无首，并陷于混乱。然后日军将以恢复秩序而干预，并占领满洲。①但与此相反，满洲并未陷入混乱。当时在北京的张学良赶回沈阳，他对父丧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青的张学良继位。暗杀不久就被确认是关东军干的，但张学良认识到发布这条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摆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捣乱的同时，这位满洲的新统治者也发现他被中国民族主义收回主权的要素所吸引。首先他与他父亲的宿敌国民党拉上了关系，然后他在满洲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政府的秘密谈判结束后，满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帜。张加入国民党，并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此后，张逐渐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国人在满洲的反日运动趋于公开化。日本商人受到损害，甚至实力雄厚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也出现赤字。接着1929年末的大萧条时期来临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满洲的形势正在恶化。在满洲的朝鲜农民据说一度曾达到200万人，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但是1931年中国的反日运动更广泛组织起来了，来自朝鲜的农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们生活在日本政权难以到达的边远地区，忍受着无数事件的冲击。满洲的朝鲜族人下降到大约80万。
1931年，大约400名朝鲜农民租佃了长春以北万宝山的土地，并开始以艰苦的劳作把它改成稻田。然而，中国当局禁止他们定居，并命令他们离开。由于日本领事的抗议，命令暂时撤销了。但是在7月1日，大约800名中国农民袭击了这片土地，并开始破坏新的灌渠。侵入者与从长春附近赶到出事地点的日本警察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这成了日本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各地的朝鲜人对当地的华侨采取了激烈的报复行动。
这时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不到半年，全满洲已落入日军之手，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在不到一个世代，仅仅20年内，清朝的东亚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条约国所设想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梦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为中华民国的国际模型，都已证明是徒劳的。
① 关于这些发展的详细情况，见本书上卷韦慕庭著：《国民革命：从广州到南京， 1923—1928年》。
① 威廉·F。莫顿：《田中义一与日本对华政策》。
① 加万·麦考密克：《中国东北的张作霖，1911—1928年》；和马场伸也：《进退 维谷的日本外交：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新见解，1924—1929年》。
第3章 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
1927—1937年
南京政权是在派系斗争和流血中诞生的。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党①似的青帮歹徒冲上上海街头，捉拿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把他们就地枪决或用大刀砍死。当时和以后的一个月内，被屠杀者达数千人。蒋介石已同共产党分裂；第一次统一战线就此结束。六天后，在4月18日，国民党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临的挑战极为严酷——不亚于要力挽百余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家分裂的浪潮。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权力久已落入地方军阀之手，他们同样也是常常不关心民众的福利，只求依靠军事实力来增加个人的财富和权力。道德社会的意识——即有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价值观和适当关系的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它对传统中国的稳定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混乱和争斗。甚至传统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也已遭侵蚀。
① 黑手党——20世纪初，一些在美国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组织。——译者权力初步巩固
因为中国人对国家的凄惨情景、军阀纷争造成的破坏和外国侵略带来的屈辱非常敏感，国民革命军北伐，从南方的广州（始于1926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领），沿途受到民众热烈的欢迎（见第12卷）。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国民党统治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将重新统一和强盛，全民经济富足，民众不再以做中国人为耻。然而，早在1929年，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因为国民党人在把注意力转移到新时代的建设任务之前，首先必须决定党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权力。
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垂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所以，在南京政权十年统治开始之时，国民党运动便已混乱不堪。事实上在1927年春，中国有两个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及“中间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左派国民党的武汉国民政府）和三个要求国民党领导权的总部（除汉口和南京的总部外，极右翼西山会议派要求它们在上海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