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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①宣言中设想的统一战线的范围是很广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然而，宣言依然攻击蒋介石是民族的敌人，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但宣言在重点上有一个变化——最可怕的敌人已不是蒋介石，而是日本。②把蒋排除在拟议中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之外，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蒋会不会站在一旁，注视联军与日本作战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会不会继续与中共和别的反对派作战？无论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他有什么正当的理由？他是否会在抗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个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逻辑性不久就被意识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中作了纠正。“如果蒋放弃他的反共围剿并参加对日作战，道路对国民党是敞开的。”又过一些时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势和新政策》中称蒋为“蒋先生”，他说：“如果蒋先生愿意改变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能够和他合作。”按照王明的观点，民族矛盾远远超过了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除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没有别的利益”。③在党的真正权力——即使不是真正的权威——所在地陕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1935年11月13日红军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蒋。50000446＿0254＿0①两天以后毛泽东起草了十点建议，在1935年12月25日经瓦窑堡政治局会议讨论，未作多少修改就通过了。毛把蒋介石描绘成为中共所反对的日本“走狗”。②瓦窑堡会议设想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领导的卖国集团的所有革命阶级的广泛联盟。为了唤醒和动员这些阶级的人，必需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识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他们的革命热情才能持久。这需要没收包括蒋在内的卖国贼的财产并重新分配；废除苛捐杂税；增加工资和薪金；并组织救济工作。就这场民族战争的战略而论，红军和红区无论如何不能取消。相反，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应建立革命根据地，应当从这些根据地开展反对国内压迫者和外国敌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依据瓦窑堡会议的设想，抗日战争同时也将是一场社会革命战争，否则它决不可能成为确保胜利的群众战争。从组织上讲，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这与王明提出来的国防政府相似。但组织的发展并不到此为止。在根据地，革命委员会将作为通向建立苏维埃政府的一种过渡形式。创立根据地的先决条件是扩大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队。如果形势按照这种方式演变，蒋介石的中国将受到来自日本的外部压力和来自反对者的内部压力；它将变得虚弱并分崩离析。这时中共将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对派结成新的联盟。③在瓦窑堡决议中，有两点是清楚的——陕北还没有与蒋谈判的愿望；而农民战争依然是斗争的主导形式，并以城市无产阶级斗争作为最紧密的同盟。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将继续执行，几乎不作修改。但在一场民族战争中，这个战略的应用回避了一个理论问题和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唤起农民进行反帝斗争？没有蒋介石参加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可行？
当时国民普遍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穷途末路，它的宏伟计划已不值得认真对待。中共为加强其建议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热河对日军作战。当刘志丹的部队向太原推进时，那里的老省主席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援。随后刘在战斗中去世，红军撤退，但这并不意味这次冒险完全失败。除了表明中共对日作战的决心外，这次行动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从背后打破了蒋介石部署的由杂牌军组成的围剿。①（参见下面第12章。）
“东征”另一有意义的结果是西北的地方军事领导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开始相信中共的爱国主义的诺言；随后他们不想与红军作战。张和中共的关系开始改善。②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林毓英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新的政策建议。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国民党宣布，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③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③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①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3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②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③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④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①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②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1936年夏，中央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④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⑤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了。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2355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② 《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