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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机构以恢复他们的长期统治，因为他们可能试图影响或破坏其政策。共产党人也有充分的理由通过使穷人反对富人的方法来发动穷人。然而，人们不应把农村人口的各个阶层在经过共产党上层周密的政策加以改变后的行为，看作是以前的分裂的简单表现。
被发动起来的农民一旦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也就发现自己是一部行政机器的零件。在短暂的海陆丰模型和后来的发展之间，只有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毛主义的建设很持久，从而能达到一个羽毛丰满的国家形态的新阶段。毛成功地组织并维持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政权。著名的群众路线说明了革命精英转变为统治精英的问题，这样的精英必须同时既建立国家，又进行革命。在江西时期一旦感觉到最初的政治紧张状态，这种两难的困境便立刻出现了。像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干部那样，已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的江西农民受到两面夹攻。他们不得不执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指示，尽管以后会被指责为专横过度，例如，强迫他们不情愿的同村人购买过多的公债券，甚至“自愿地”无偿交回他们已购的债券。① 15年后，在中日战争末期和内战期间，地方干部的新的偏向（这次是“右”倾而不是“左”倾）被认为应对土地改革软弱和发动群众迟缓承担责任。对干部们就是这样，但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与以后共产党的控制之间的连续性，就农民群众的行动来说也保持下来了。1946年豫鲁边区刚宣布红军的征兵运动，当地的农民便“送他们的年轻人去外乡投亲”。②（在1/3世纪后，被送到别的村子里投亲的是年轻妇女；当时正值1979年加强计划生育运动，这次不是为了逃避“志愿”征兵，而是为了躲避强制流产。）
总而言之，我们并没有在自发的农民骚动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的中断处架起一座桥梁，而是把它加深了。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继续。自发的农民骚动具有与传统欧洲的“农民忿怒”共同的特征。对上述许多事件，我们可以采用一个研究路易十三时期诺曼底“赤脚人”暴乱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做的判断：“异常的不满情感的偶合完全不同于旨在获取共同结果的商定的起义准备。”③它甚至更不同于列宁式的革命准备——有计划的夺取政权。即使因战略或组织问题而延缓时，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决不会丧失他的终极目标。相反，农民骚动并不以夺取政权为目标。我们归类为“自发骚动”的各种根本不同的创举的唯一共同目标，埃里克·沃尔夫评述为：“农民为保持传统而战。”①留恋过去，只记得过去好的方面，或者，因过去不能回来而维护一种农民有各种理由抱怨、但其巨大优点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既定秩序——这种渴望蕴藏在许多表面上是分散的防御性回击之中：例如，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但也包括对任何不熟悉的、新的事物，总之，实际上对蓄意的或偶然的冲击现状的任何事物的怀疑和抵制。这种渴望不能认为是心理失常。确实，它们是很好理解的，如果我们同意米格代尔：威胁或破坏传统地保持在“内向的村庄”中的稳定性的革新，随后给该村带来压力和危机，即使不是绝望。②极少数知识分子在发动这些陷于怀旧或地方主义的农民进行革命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动员的技巧并不代表全貌。更为普遍的状况才是前提。没有农民所遭受的贫困和剥削，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关于农民运动的这一章能有效地与专述农民状况及其发展的一章加以比较。③人们不必与当代的许多评论家和现代的历史学家们有共同的观点，即在民国时期农民状况普遍地恶化了，就可以赞同下列说法：任何一地一时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是悲惨的，并且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有时会引起动乱——这一部分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景，也仅能免遭灭顶而已。①在这片土地的四面八方，农民的状况即使没有任何恶化，也迫切地需要根本的改变。我们不认为未来的“解放区”的居民是比其他地方居民遭受剥削更为严重的受害者，目的在于反驳过分简单化的社会地理决定论。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在中国各地都有足够的贫困和压迫，不满和疏远，使共产党的组织者们一开始就有把握能找到许多农民接受他们的宣传（即使没有达到冒险支持他们的程度，因为这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最后会有许多农民充分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而冒险行事，甚至作出终极的牺牲。他们在为革命服务中，做出了许多无价的英雄之举，但本章主要注意的是农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利他主义。当然，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些农民，然而只要有适宜环境，英雄主义的种子在任何地方都会开花，即使在一般认为专心于脚踏实地的打算和斤斤计较的村民们中也是如此。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宣传，也是他们的政策和榜样，鼓舞了少数（但已可说是许多）农民超越自我和牺牲自己，这决非偶然。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系已逐渐在共产党人和农民之间建立起来。在国民党人与农民之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从下述事实得出了严重的两可的解释：尽管共产党上层对农民处境的关心是真诚的，并决心改善他们的处境，但他们把动员农民和盼望解放当作为一个目的服务的手段，这些农民对这一目的——国家的独立，权力和威力——兴趣却要小得多。共产党的上层一旦赢得了权力，就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运用农民阶级所体现的工具：他们为了推翻旧政权曾成功地加以调动的蕴藏着不满情绪的巨大贮存库以后变成一个人力资源的巨大贮存库，他们为了使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试图加以调动它，但远不够成功。如果种地的人与掌权的革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和谐，那是因为，除别的因素之外，农民的解放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目的。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第 35页。
② 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8页。又见第269— 270页，更广泛地见第264—280页；霍夫海因茨：《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 6章；和周丹：《北伐》，第194—198、203、227—228页。
① 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中国季刊》，第32期（1967年10—12 月），第37—87页；《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第7章。
② 《星火燎原》，第1集，第431—433页，胡继喜（音）著的：《红军与毛泽东 的崛起》，第126页注16引用。
③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2页。
④ 澎湃在发动海丰农民运动和建立最早的农会时很可能还未参加中国共产党； 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认真对待动员农民群众问题的知识分子革命家。而且， 他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很久以前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关于彭湃入党时 间，见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 年）：中国广东海陆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203—204 页。这篇论文是许多研究彭湃论著中最可靠和最详细的论著。
①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2—55 页。
②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56—67 页。
①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93—94 页。
② 在农会内的若干反对派中，至少有一派主张采取更灵活的策略。台风事件 （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311—314页和霍夫海因茨： 《大浪潮》，第161—164页）说明利用环境以达到群众动员的新阶段的策略。
③ 和1928年1月初陆丰白旗派的情况一样（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779页）。
① 关于海陆丰的恐怖，见加尔维亚蒂：《澎湃（1896—1929年）》，第704—784 页各处和第825—849页。
② 雅克·普雷韦尔：《谈话集》，第7—18页。
① 彭湃：“阶级正义与受审判的人无关；这是内战中的必要措施。”圣茹斯特在 国民公会上说：“你们在这里不是给一个人（路易十六）定罪，而只是通过一 项国家紧急措施。”
① 关于旗派、氏族和地方主义，见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518— 521、777—783、827—828、848页和各处。
② 普宁县是同海丰、陆丰两县相邻但无关系的县，也引起彭湃注意，因为他领 导（广东）农民运动的职责是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彭湃创建普宁农会，造反 农民靠农会集中保卫他们反对当地主要市镇的方氏集团的事业。
① 关于农民的传统心理及在这段和以下几段提到的事实，见加尔维亚蒂：《彭湃 （1896—1929年）》，第319、521、675、732、737—738、767、781—783、789 页和附录，第204页（注32）。
②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20页。
① 加尔维亚蒂： 《彭湃（1896—1929年）》，第697、701、703—704、744—745、 902、905—906页。与海陆丰苏维埃维持几个月相比，广州公社只维持几夭 （1927年 12月 11—13日），广州公社的短暂特征提供了一个相反的证明。在 广州，当局不能容忍这种挑战。
② 1924年3月，陈炯明终于下令解散海陆丰农会，这显然是在当地名流使他确 信农会与广州他的敌手（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之后（加尔维亚蒂：《彭 湃（1896—1929年）》，第539—540页；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77页）。
①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8章（特别是第189和197页）。
② 霍夫海因茨：《大浪潮》，第181—183页；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 年）》，第 414页。
① 关于广东，见康拉德·布兰特：《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第 48页。
②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205—212页。
① 杰拉尔德·W。伯克利：《中国的农民动员，1924—1926年》（未刊论文，华 盛顿及东南区域中国史讨论会，1979年3月），第17页。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38、787页和附录第217页注87。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 1004页和第 1000—1014页各处。 关于这段所余部分和下一段（文化大革命以前四、五十年的海丰），见加尔维 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vi、xi、1、8—9、35—36、39、50、56— 66、96—104、144、275、789页和各处。
① 尽管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部分中（《海陆丰社会》）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1—146页）提供海丰有时不典型 有时典型的矛盾的资料，我还是对我所说的“海陆丰大体上和农村中国的其 余地方一样”负责任。我本人所认为海丰到底是农村中国缩影的感觉，也是 以我在彭湃从日本回家乡60年后的一次短期访问为依据的。
① 加尔维亚蒂：《彭湃（1896—1929年）》，第793和904页。
② 见本书第4章（陈志让著）、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第13章（苏珊 娜·佩珀著）。
① 查默斯·A。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出现，1937— 1945年》。虽然我在这段中说明我不同意约翰逊片面强调共产党农民运动的 民族主义因素（与社会因素相对立），我认为《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是 我们领域内发表的最引人兴趣的著作之一。
② 见本书第13章第3节《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苏珊娜·佩珀著）。
③ 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18—223页。
① 罗伯特·A。卡普：《四川与中华民国：地主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 年》，第88页。又见第90—93页和第103—104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265页以下。 又佩珀：《中国的内战》，第329页和本书第12章《新四军事件》一节（莱曼·范 斯莱克著）。
③ 范斯莱克，同上。又吕西安·比昂科：《农民与革命：中国个案》，《农民研究 杂志》，第2卷第3期（1975年4月），第332页。
① 原文为P′inghsiang（萍乡），应为平江——译者。
② 胡继喜（音）：《红军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3、20—24页。
③ 黄宗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 年兴国县个案，1927—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