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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的证明是《齐民要术》提出来的，它在6世纪时给种稻作的描述基本上和应劭说的相同：①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选地欲近上流。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需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早刈，米青而不坚；晚刈，零落而损收）。
稻田之所以要休耕一年，主要原因是插秧法还不通行，因而除草极为困难；如郑玄所说的那样，在休耕期间必须除草二或三次。用这种方法种稻的产量显然比华北种谷类的产量少。
淮河北部的条件虽然不适于用水田种稻，但这决不是说从来没有在那里种过稻。考古调查表明，种稻是龙山文化遗址的特点，而且《诗经》的确提到过一次稻。②汉代华北在灌溉的田地上种稻这一事已从《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书中得到证实。
这两部书中的有关项目，表明了淮河南北种稻方法的不同。《氾胜之书》的意见是：③《氾胜之书》曰：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湿，湿者缺其畻，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
这里没有提到除草，但可以设想，这是把种子直接播在田里，而不是插秧。在《四民月令》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种稻方法。①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为了“别种”，只能进行插秧，由此看来，插秧法首先在快到后汉末期的华北实行，后来才为那时还远为落后的华中所采用。
除去这些简单的描写之外，没有其它关于华北稻田种稻的记载，直到6世纪的《齐民要术》才谈到。它在叙述了淮河南部的水稻收成后，接着说：②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限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内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灌溉收刈，一如前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播种的方法虽然和淮河南部的完全相同，但水田种稻只在沿河弯曲处实行，而且等苗长到七、八寸（16—18。5厘米）高时才移苗。最后一点显然是华北稻田农业的特色，它表明了这个地区在使用移植法上是更为进步的。
稻秧移植的真正理由是：能够更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使苗增多；主要的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可用于种植其他的冬季作物。但是这些优点在《齐民要术》中都没有谈到，这暗示移植的目的与上述的不同，而只是为了便于除草。
此外，北方的播种方法实际上与南方的相同，而南方还没有实行插秧法，这暗示没有为种稻而专设的苗圃，播种田与插秧田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北方在6世纪前实行了插秧法，仅仅这个事实不一定表示它事实上优于淮河南部用的方法；插秧法的应用实际上是北方自然条件限制的结果。
从《四民月令》的指导中可以看出，华北的插秧法在这时远不及后来的方法精细。因此在发展稻田耕作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华中而不是种稻的规模很小的华北。虽然事实上华中实行的“火耕水耨”法一般地被认为落后于华北的旱田农业，但总的说来，汉代华中的农业生产一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支持其日益增长的人口。把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和公元140年的人口调查作一个比较，就可看出后一时期华中户口的数字多于华北。①虽然对这些数字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看来应该是，户口的增多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进展，更要考虑这个进展是怎么来的。
应劭和郑玄在后汉末所说的“火耕水耨”方法不一定和前汉时代的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其原始性质，两个时期不会大不相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应劭所说的方法和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所说的几乎相同，这似乎表示在前汉和南北朝之间淮河南部的水田种稻技术没有什么进步。只在唐代中叶，即公元8至9世纪采用的插秧法，才使华中能一年种两次谷物，从而大大增加了这个地区的农业产量。但是鉴于以下这种情况，很难相信在这个时期以前农业生产没有任何进步：正是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才使后汉时的长江流域能够开发，才使江南的三国和南北朝的政府能够存在。
“火耕水耨”方法对水的需求，必须依靠水利来供给。在华北发展起来和为旱田着想的灌溉工程一般要求在河的上流筑水坝，并从那里开一条渠。更往南的习惯是在小溪谷末端筑一道水坝，在它后边形成一个陂，水从陂里通过一个水闸流出。人们知道，从春秋时代以来淮河流域就有这样的设施，从前汉末起它的使用越来越多。
这两种水利系统不只在方法上大有不同，而且主持建设的人也不同。开渠需要大规模地挖凿，只能通过国家事业来进行；而筑陂则不需要这么大的资源，因此常由地方上的势族来担任。华中地区的开发就是由势族用这种方法倡导的，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南阳地区用这样的陂灌溉了他的大片土地。在后汉，很多与此相同的设施是由地方官员建立的，但总有势族参加。
但是淮河南部农业生产的进步，不是由于什么种稻技术上的大规模革新（种植继续用“火耕水耨”的老方法），而是从汉代起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而引起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的结果。这样，这个区域的水稻农业逐渐扩展到这么大的面积，以致到南北朝时，它在农业的重要性方面终于能和北方抗衡了。
① 《西京杂记》卷二，《四部备要》本，第3页。
② 《史记》卷九三，第2637页；《汉书》卷三四，第1890—1891页。
③ 《史记》卷五六，第2052页；《汉书》卷四○，第2039页。
① 鲁惟一：《汉代贵族爵位的等级》，《通报》，48：1—3（1960），第97—174页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构造》（东京，1961）；《秦汉统一帝国的特色》，载《第12届国际历史学会议纪要Ⅱ》（维也纳，1965），第71—90页。
① 加藤繁：《中国公田制研究》，收于他的《中国经济史考证》（东京，1952—1953）第1卷，第511—690页。把废除井田制归于商鞅是难以相信的，但在农村贫困化的过程中，土地自由买卖起了重要作用之说依然是有根据的。
① 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度》，第165页以下，文中提出奴隶的数目估计从没有超过居民数目的百分之一；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伦敦，1972），第139—159、361—381页；许焯云：《汉代农业》，第63页以下及他处。
① 《汉书》卷二四上，第1142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1页以下）。
② 《汉书》卷二四上，第1143—1144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08页以下）。
③ 关于荀悦的观点，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第158页以下；同一作者：《荀悦和东汉的思想》（普林斯顿，1980），第92页以下。
① 传说中的周的始祖后稷就取名于稷，稷到底是什么谷物是有争议的。清代语言学者程瑶田推断，稷是高粱，见他著的《九谷考》，收于《皇清经解》卷五四九，第1页。但此说不可能，因为在6世纪的有名的农业著作《齐民要术》中没有提到高粱，而且直到宋代以后高粱才成为华北的主要谷物。稷很可能近似禾（一种自商代以来就在中国种植的谷物），而且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为穗状的粟。关于粟的不同种类，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6卷：《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第2篇，布雷：《农业》（剑桥，1984），第434页以下。
① 关于这几篇的详细注解，见夏炜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北京，1956）。
② 土地面积的大小，最初用垄的多少来计算，因而亩（或垄）这个词成为计算单位。汉以前的一亩一般是六尺（一步，1。38米）宽，百步（138米）长；汉代的1亩是一步宽，240步（331米）长。
③ 关于这种新的种田法，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8页以下（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184页以下）；西嵨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1966），第61—185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年），第2卷，第319页、329页注10。
① 关于代田法的最初采用时间有一些混乱，《汉书》卷二四认为在近于武帝末期开始实行，作为重新充实国家财力的重农政策的一部分，那时的国家财力因武帝的军事远征已严重空虚。据说赵过在任搜粟都尉期间负责推行代田法，但搜粟都尉这个官职在武帝晚年到武帝之死（公元前87年）这一期间实际上由桑弘羊担任，赵过只能在这一年或以后任这个官职。因此，代田法的实行只能在武帝以后。居延汉简上曾提到一个以此法命名的粮仓，叫作代田仓，又一次证明在居延地区确实曾实行代田法。见西嵨：《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01页以下。
① 这可能暗示这种工具是为了牛耕而制造的，对无牛而只能使用人力的农民来说不适用。
① 如《齐民要术》卷一所引文，见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北京，1957）第1卷，第13页。
② 关于收集的残篇，见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北京，1956）。此书已译成英文（北京，1959）；又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80页以下。
① 原文作15750，但这个数字与同一段文字的其他数字不符。总数不同地被计算为15840或15180棵。见石声汉：《氾胜之书》，第38—42页。
② 见石声汉：《氾胜之书》，第43页以下。
① 见《汉书》卷二四上，第1137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177页以下）。
② 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北京1965），德文译文见克里斯丁·赫尔泽：《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论文，汉堡大学，1963年；许焯云：《汉代农业》，第280—294页；帕特里夏·艾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理》，载《东方经济社会史刊》，17：2（1974），第173—205页。
① 见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77页。
① 据另一作者计算，一个农户必须搞到现金，以支付它的基本费用的1/4。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67—80页。
① “火耕水耨”这个说法见于多种古籍，如《史记》卷三○，第1437页；《盐铁论》第二篇（“二”当作“三”——译者），第20页（盖尔译：《盐铁论》，第18—19页）；《汉书》卷六，第182页（德效骞译：《汉书译注》第2卷，第72页等；又见杨联陞：《晋代经济史注》，收于《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第175页。又见许焯云：《汉代农业》，第120页。
② 《汉书》卷六，第1833页，应劭注。
③ 见《周礼·地官·稻人》注，《周礼》第四册，第34页。
①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卷，第110页以下。
② 张光直：《古代中国的考古学》，第169、181页。
③ 石声汉：《氾胜之书》，第21页以下。
① i。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卷，第118页（11、16、1）引《四民月令》文。ii。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第43页。
②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第1卷，第111页（11、6、1）。
① 在比较这两个人口数字时应记住这一点：公元140年的人口调查可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是外族不久前经常入侵蹂躏华北的结果。这些入侵深入内地，以致在公元139年命令在京畿或在其附近设立300防守点（见《后汉书》卷六，第269页）。关于汉代人口调查数字的解释，见劳榦：《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载《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5：2（1935），第179—214页。该文的英文节本《两汉的人口和地理》，收于孙任以都和约翰·戴弗朗西思合编的《中国社会史》（华盛顿，1956），第83—101页。又见毕汉斯：《公元2—742时期中国人口统计》，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19（1947），第125—163页。还有《汉代的中兴》第3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1、第140页以下。毕汉斯认为西北人口的减少是由于匈奴和羌的入侵。又见本书第3章《边境和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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