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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①这出戏展示了一群不同的人物，而没有占中心地位的主角。为了表现各不相同的生活片段，曹禺在四幕之中既写了上层阶级，也写了下层阶级。发生在一家妓院里的第三幕，唤起人们对堕落和苦难的强烈感受，这也许是中国现代戏剧中构思最为大胆的一幕。②曹禺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其敏锐的戏剧意识。他是把戏剧不仅视为文学，而且视为表演的两位中国现代剧作家之一（另一位是洪深）。他的舞台提示是为达到极度紧张而精心设计的。《日出》中妓院一场，舞台一分为二，两组表演同时进行。在《原野》中，咚咚的鼓声和沉默的幻影，像奥尼尔的《琼斯皇》那样用来制造一种心理上的恐怖气氛。而在《雷雨》中有意识地运用希腊悲剧的程式，则是曹禺热情掌握编演技巧的又一例证。
虽然曹禺的剧作在技巧上明显摹仿西方模式，但在内容上全然是中国的。他的作品把同时代人所共有的情感和关注戏剧化。他的剧作的主题，以《雷雨》和《日出》为例，是大家很熟悉的；旧的婚姻制度的悲剧，封建的家庭结构，下层阶级所受的压迫，城市资本家们的腐败，以及年轻知识分子所受的挫折。但是曹禺能给这些主题以尽情渲泄的毁灭性的力量。在这方面，他像巴金，他把巴金的小说《家》改编成戏剧。曹禺同巴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在写《雷雨》时，他写道，我被如此强烈的一种突发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以致我不得不寻求把它发泄出来。当他写《日出》时，他同样“自始至终被强烈感情”所主宰。③事实上，曹禺的大多数剧作可以视为他在上演自己的感情。它们也暴露了人们在巴金的小说里发现的同样的缺陷，散漫的笔调，过分热衷于运用夸张的语言，以及通俗剧和煽情主义的倾向。但是作为一名剧作家，曹禺比巴金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他能够借助活的媒介来传达他的真实情感。
尽管曹禺对受迫害者非常同情，但他并没有狭隘的政治性。他无意用辛劳发展起来的媒介作为宣传的工具。身为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他只关心他所看到的“日出”前弥漫的黑暗——战争与革命前夜可怕的现实的种种弊端。与鲁迅和茅盾一样，他既无法提出积极的治理措施，也无法提出对未来的具体展望。在《日出》的结尾，女主角引用她已故丈夫①（也是一个诗人）的小说中的话说：“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②这几行有名的台词是预言。1936年，中国确实处在一场国家大变动的前夜，但新的“黎明”并没有给曹禺的同胞的生活带来多少光明；相反，它引来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与延续不断的革命的时期。
① 这部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内印刷六次。见塔戈雷：《现代中国的文学论战，1918—1937年》，第71—72页。关于蒋光慈生平和著作的分析，见夏济安：《蒋光慈现象》，载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第55—100页。
②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23页。
① 关于鲁迅杂文艺术的详细分析，见戴维·E。波拉德：《鲁迅的杂文》。
① 关于周作人小品文的分析，见载维·E。波拉德：《一种中国文学风格：与传统有关的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43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版，第141页。
② 关于茅盾早期小说的分析，见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中国现代文学》，第233—280、385—406页陈雨石（音）、约翰·伯宁豪森和西里尔·伯奇的文章。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53页。
① 埃文·金（罗伯特·沃德）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以《人力车夫》的书名出版，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但是，埃文·金把他自己的“喜剧结尾”塞进小说。最近的两种英译本保持原作的悲剧结尾，见让·M。詹姆斯译《人力车》和石小青（音）译《骆驼祥子》。
①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32—233页。
② 关于老舍的研究，见西里尔·伯奇：《老舍：自我幽默的幽默作家》，《中国季刊》第8期（1961年10—12月），第45—62页；兹比格涅夫·斯卢普斯基：《一个中国现代作家的发展》；兰比尔·沃赫拉：《老舍与中国革命》；和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
③ 关于巴金的研究，见奥尔加·兰：《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家》出版以来曾印刷23次（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2页）。又见西德尼·夏皮罗译的《家》的英译本。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23页。
② 张天翼的这部小说，连同吴组湘的小说《樊家铺》和其他，收入夏志清编《20世纪中国小说》。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2—283页。
② 关于1919—1949年吴组湘的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的英译文，见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
③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86页。
① 李牧：《三十年代文艺论》，第201页。
② 关于沈从文对湘西看法的详细研究，见杰弗里·C。金克利：《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77年）。
① 田军（萧军）：《八月的乡村》，由埃文·金译成英文，附有埃德加·斯诺的序言。关于萧军的研究，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11章。
② 引自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8页。
① 关于这部小说的英译本，见萧红著，葛浩文等译：《中国东北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关于萧红的研究，见葛浩文：《萧红》。
② 夏志清教授从事战争小说的全面研究，有两篇论端木蕻良的论文已经完成。
①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小说》，第56—61页。
② 朱莉亚·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章。
③ 关于徐志摩借鉴英诗的分析，见西里尔·伯奇：《徐志摩诗的英中韵律》，《大 亚细亚》新8卷第2期（1961年），第258—293页。
④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18、19世纪之交英国浪漫 主义运动最伟大和最有影响的诗人——译者。
① 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年），英国诗人，哲学家、改革家和散 文作家——译者。
② 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年），英国诗人、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译者。
① 这首由许芥昱译成英文的诗载他译编的《20世纪中国诗集》，第65—66页。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82页。
① 关于闻一多生平和诗的研究，见许芥昱：《闻一多》和《新诗的开路人——闻 一多》。
②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见本书上卷李欧梵著《文学潮流（一）：追求现代 性（1895—1927年）》章“外国文学的影响”节。
③ 见诗人痖弦访问李金发记，《创世纪》，第30期（1975年1月），第5页。又 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687—688页。
④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年），法国现代派诗人——译者。
⑤ 魏尔兰（PaulVerlaine，1844—1896年），法国最纯粹抒情诗人之一——译者。
① 马拉梅（Stéphene Mallarmé，1842—1898年）法国象征派诗人——译者。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
③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53页。
④ 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0页。
① 这首英译诗引自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5—166页。关 于戴望舒诗集，见痖弦编：《戴望舒卷》。
② 朱莉娅·C。林：《中国现代诗歌：概论》，第166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1页。然而，自1981年以来，戴望 舒的地位得到重新评价，他的作品在中国重新出版。
④ 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年），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译者。
⑤ 奥登（W。H。Auden，1907—1973年），美籍英国诗人——译者。
⑥ 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年），英国诗人——译者。
⑦ 这个词是由刘西渭用英文造的，引自张曼仪等编：《现代中国诗选，1917— 1949年》第1卷，第709页。
① 邦妮·S。麦克杜格尔泽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3—224页。
② 邦尼·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228页。
③ 邦妮·S。麦克杜格尔译编：《梦中的路：何其芳诗文逊，第126页。
①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 1814—1841年），俄国第一流的浪漫派诗人、 小说家——译者。
② 同上书，第169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1卷，第208—209页；许芥昱：《20世纪中国诗 集》，第277页。
④ 然而，这种现代派传统已经重新流行，如今在台湾和中国城市以“朦胧诗”面 目兴旺起来。
①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一部长篇小说，林纾在1901年把它译为中文，译名为 《黑奴吁天录》，以后春柳社的欧阳予倩把它改编成话剧《黑奴恨》上演—— 译者。
② 胡耀恒：《曹禺》，第16页。
③ 易卜生（HenrikIbsen，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译者。
① 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1907—1957》第1集，第 151页。
② 胡耀恒：《曹禺》，第21—22页。
①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② 拉辛（Jean Racine， 1639—1699年），法国唯一理解真正的悲剧色彩的剧作家 ——译者。
③ 奥尼尔（EugeneO'Neill，1888—1953年），美国戏剧家——译者。
④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10 页。
① 这句话的英译文引自胡耀恒：《曹禺》，第54页。
② 由于内容狂放，这一幕在演出时往往被删去，很使曹禺懊恼。
③ 刘绍铭：《曹禺：契诃夫和奥尼尔的不情愿的追随者，文学影响研究》，第6页； 胡耀恒：《曹禺》，第24页。
① 《日出》剧本中对陈白露以前的丈夫的生死未作明确的交待——译者。
② 曹禺：《日出》，第236页。关于曹禺剧作的英译本，见A。C。巴恩斯译的 《雷雨》和《日出》，克里斯托弗·C。兰德和刘绍铭译的《原野》。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民族抗战”的英雄传奇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也将文学活动推向高潮。文学界知识分子的空前团结，取代了30年代早期的宗派主义。曾使左翼文学队伍严重分裂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所有的口号，都被淹没在“抗战”这个响亮的号召之下。各种组织自发地建立起来，并且发表了抗日宣言。最终，在1938年3月，也就是日本人于1月侵入上海①以后不久，一个广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担任会长②，不久在20个主要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这个协会发起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推进抗战工作。它组织作家们加入“战地访问团”，前往军事防御阵地慰问部队官兵，并撰写具有感情色彩的通讯。协会还建立起一个“文艺通讯员”网，缺乏经验的年轻作家们——其中有些人在农村地区，被组织成地方小组，接受协会分支机构指导。他们时常聚会，讨论协会布置的主题，并撰写有关当地文艺活动的通讯。这些通讯连同他们的创作样本，被送交协会中的上级评论和修改。在广东省，仅在数天之内就组织了三百多份原始的文艺通讯；上海地区数量不相上下。甚至在华北的农村地区，成员据称达五六百名。这些通讯员大多是学生，但有些是店员、工人或地区政府中的小职员。③除作家访问团和文艺通讯员的活动外，协会起先还组织了5个宣传队（每队包括16名成员）和10个演剧队（每队30名成员）。通俗剧团竞相出现，据统计，到 1939年有 130000人从事戏剧表演。④这些组织清楚地证明，由于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正丧失其城市精英的特点。城市的作家投身于抵抗侵略的全国性运动，情愿或不情愿地抛弃了有保障的生活，到乡村和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