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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主动促使国联采取行动作为结束敌对行为的基础。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进一步战斗并恢复战前状态，这与美国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11月，国联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满洲形势并提出建议。美国支持这一步骤，并任命法兰克·麦科伊将军作为该委员会的美方代表。该委员会由英国的李顿勋爵领导。①美国在满洲危机时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没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认为劳而无功。当然，最终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军事行动。但华盛顿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个国际框架来解决地区性争端。对政府内外的国际主义团体来说，这里是美国为国际主义而起作用的罕有机会，它强调先进国家的责任，如外交家兼学者埃勒里·S。斯托威尔1931年所写的那样，“充当维持人类治安和保护公正和平的代理人”。美国积极准备与国际联盟合作当然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强社会中成员国的地位。简言之，美国外交的主要关注不是中国，而是国际性的原则。①英、法以及其他国家赞同美国的主张。英国作为一个亚洲主要强国，与美国基本一致，同意必须维护国际合作框架。然而，伦敦更愿意迁就日本在满洲的权利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方面。在本土和东亚的英国官员倾向于同意日本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抱怨是正当的，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会中的合作伙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让步比无情谴责它的做法更有利。②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国际联盟都有意在国际合作的框架内解决满洲危机，而不疏远日本。后者仍将作为解决争端的国际努力的一方。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要求的，中国人要求立即终止战斗并直截了当谴责日本，迫使日本恢复战前状态。但是，中国人对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断地把它的权威扩张到中国其他地区，并开展各种经济项目以实现现代化，而满洲危机却迫使蒋政府更关心外交争端。可以想象，大胆反抗日本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巩固它的权力。但当洪水泛滥饿殍遍野时，过分卷入满洲军事冲突会耗尽复兴经济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蒋介石担心对外战争会有助于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反对派成为民族解放的斗士，并且会削弱南京政权。只要主要强国，包括日本，遵守国际主义框架，那就符合中国人的意向，因为那样南京政权就能继续努力以恢复主权。按照这种方式，沈阳事件不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国利用国际主义这一手段。③日本蔑视为继续保持其国际主义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议，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1932年1月以后，当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海军陆战队在上海登陆时，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经明白无误了。与此同时，关东军推动满洲独立，得到当地各种日本组织的支持，这些组织曾充当单方面解决各种悬案的急先锋。对所有这些组织来说，满洲独立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有象征意义。独立将保留该地区的丰富资源和战略地位供日军使用。它还象征日本领导下的亚洲统一的理想。扩张论者接受石原的观点，主张把满洲变成一个中、日和其他民族——东亚的‘五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和平而稳定的地区。这是作为一个比西方帝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或中国民族主义——它们曾毒化中日关系并只有利于西方影响在东方长期存在——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来的。①这样，1932年3月宣布的满洲独立就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界标。日本正采取单方面的步骤来照顾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个在它统治下的稳定的地区，据称这是世界上没有分裂和剥削势力的地方。文官政府尽管不满意，但实际上没有阻止过这种扩张。②在关东军的推荐下，内田康哉继币原担任新外相，他毫不犹豫地赞成承认满洲国。这发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提交报告两周多以前。没有什么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对国际权威的蔑视了。李顿的报告包含很多安抚日本的章节，假如当时有一个愿意继续与西方合作的强有力的领导，那么东京接受这份报告并不困难。但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报告的发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员和政论家。若遵守报告的建议，日本就得与列强合作以重新规定他们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同意满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并同中国和其他国家协力推动满洲的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延续东亚外交的国际性框架，而这正是日本军方当时竭力想要避免的。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强有何反应。
列强的反应也开始变化。在同一个水平上，他们继续在现有条约框架和国际联盟内合作。但由于这条途径开始显得越来越无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寻找其他替代办法，美国主张把国际性和单边行动结合起来，从而使日本就范。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说，“我相信，新的联盟方法与‘老外交’的明智混合能独自获得我们正为之奋斗的实际效果”。①“新的联盟方法”将包括继续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它的表现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国建议，两个大国共同谴责日本在上海的行动违反了1922年的九国公约，指望日本会在这种压力下被迫退却。所谓“老外交”，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联盟或战争计划，而是指美国单边行动以维持现状。这种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发表的史汀生原则里面，它宣布美国不会承认“通过使用与巴黎和约的条款和责任相悖的手段所产生的任何局面、条约或协定”，这里巴黎和约是指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项没有英国合作的单边宣言表明了华盛顿与伦敦之间正在趋向明朗的微妙分歧。美国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劳无功的步骤，采取进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国际合作准则的措施。尽管没有暗示美国有力的措施将被用来实现这个主义，但含意是明显的。史汀生的声明使美国这个现存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与向这一体系挑战的日本对立起来。显然，两个这样的强国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1—45页。
①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47、 80—86页。
① 加里·B。奥斯特罗尔：《集体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国与国际联盟》。
① 罗伯特·D。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美国外事官员的训练、观点和作风，1908—1931年》。
② W。罗杰·路易斯：《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1939年》。
③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68—73页。
① 马克·R。皮蒂：《石原莞尔与日本同西方的对抗》。
②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第80—81页。
① 克里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国际联盟和1931—1933年远东危机》，第110页。
国际主义的瓦解
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①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②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2月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①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