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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星期日时报》那一期增刊封面上的多发女朗的名字命名的。卡萨·蒙女子旅馆刚刚竣工，就是那张美人照背景上的三个建筑之一。
我并没有感到是有情的大海特意将我送上山洛伦佐，但是我的确感到是爱情之风把我吹到这里。那个法塔·莫尔干纳，这个变幻莫测却为蒙娜·阿蒙斯·蒙扎诺喜欢的海市蜃楼一变而成为我毫无意义的生活中的巨大动力。我想象她能够比迄今为止使我快乐过的女人更能使我快乐。
第四十一章 两人组成的“卡拉斯”
从阿密开往终点山洛伦佐的飞机上的机座是三个一排。碰巧——“就该这样碰巧”——与我同排而令人鼓舞 是美国新任驻山洛伦佐大使霍利克·明顿和夫人克莱尔。他们满头银丝，温文尔雅，弱不禁风。
明顿告诉我说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家，还是第一次升任大使。他和他的妻子曾经在玻利维亚、智利、日本、法国、南斯拉夫、动脉、南非联邦、利比里亚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供职。
他们两位相亲相爱，不时地馈赠小礼物以取悦对方：飞机窗外值得一看的景色、书中有娱乐价值或有教育意义的段落、往昔无所不包的回忆等等。我想，他们俩是博克侬称之为“都普拉斯”，也就是只由两个人组成的“卡拉斯”的完美典范。
博克侬教导我们说，“一个真正的‘都普拉斯’是独立排外的，即就是由它选择开关物孩子也难以入内。”
因此我把明顿夫妇从我的“卡拉斯”、弗兰克的“卡拉斯”、小牛顿的“卡拉斯”、阿萨·远见卓布里德的“卡拉斯”、安吉拉的“卡拉斯”、莱曼·恩德斯·诺尔斯的“卡尔斯”、谢尔曼克雷布斯的“卡拉斯”中排队出去。明顿夫妇的“卡拉斯”少而精，仅由两人组成。
“我想您一定很高兴，”我对明顿大使说。
“高兴什么？”
“荣升为大使呀！”
明顿和夫人面面相觑，眼睛里流露出悲天悯人的神情，我猜想，我刚才说了一句蠢话。但他们不愿扫我的兴。明顿畏畏缩缩地说：“是的，我很高兴。”他苦笑一下，“我深感荣幸。”
后来，不管我再说什么，明顿夫妇只是应付应付。无论谈到什么话题，他们都是少言寡语。
例如，我说：“我想您们能说许多许多种语言吧？”
“哦，我们互相用六、七种语言谈话。”明顿说。
“那一定非常惬意。”
“什么非常惬意？”
“能和那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们谈天道地呀。”
“非常惬意，”明顿干巴巴地说。
“非常惬意，”他妻子说。
说完他们就埋头读一本摆在两个座位间扶手上的一本厚厚的打印手稿。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请告诉我，在您们广泛的旅行中，您们是否发现各地人们的心地都是一样的？”
“什么？”明顿问。
“不管你们走到哪里，是否发现人们的心地都是一样的？”
他看看他妻子，知道她也听见这个问题后回过头来答复我说：“是的，不管直到哪里，人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嗯，”我说。
顺便提一下，博克侬告诉我们说，一个“都普拉斯”中的两个人总是在一周之内先后死去。明顿夫妇是在同一秒钟死去的。
第四十二章 给阿富汗的自行车
飞机的后舱有一个小酒吧间，我到那里去喝了一杯酒。在那里我遇见了另一位美国同胞，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H·洛·克罗斯比和他的妻子黑兹尔。
他们俩年过半百，身体肥硕，说起话来鼻音很重。克罗斯比告诉我他在芝加哥有一家自行车工厂，他的雇员们对他从来就是恩将仇报。因此他决意把工厂迁至人人感恩图报的山洛伦佐。
“您熟悉山洛伦佐吗？”我问他。
“我这是第一次去，但是有关它的所见所闻我很是喜欢。”克罗斯比说。“他们纪律严明，办事牢靠，政府并不鼓励人们标新立异，争赶时髦。”
“您说什么呀？”
“老天爷！在芝加哥我们不再生产自产自行车了，而是穷于应付人事关系。那些知识分子们整天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为人们设计寻欢作乐的新法子。无论你干什么，都不会被解雇。假如有人偶然生产一辆自行车，工会就会指责我们残无人道，压迫剥削，而政府也就以征税的名义将自行车充公，并将它赠给阿富汗的盲人。”
“您认为在山洛伦佐情况会好一些吗？”
“那儿的百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穷困、担惊受怕、愚昧无知、并不知道世界的公理。”
克罗斯比问我姓甚名谁，做何工作，我都一一告诉了他。他的夫人黑兹尔认为我的姓是个印第安纳姓。她也是印第安纳人。
她说：“我的上帝！你是个‘印第安纳老乡’①吗？”
【译注：① hoosier一词为印第安纳人的别称，亦作印第安纳州的戏称。】
我承认我是。
她惊喜地说：“我也是一个‘印第安纳老乡’，谁也不必因为是个‘印第安纳老乡’而感到无地自容。”
我说：“我并不感到难为情，也从未听说有谁为此感到羞愧。”
“印第安纳老乡并不低人一筹。洛和我做过两次全球旅行了，走到那里都能看到当官掌权的老乡。”
“此话不假。”
“你认识伊斯坦布尔那家新旅馆的经理么？”
“不认识。”
“他就是一个‘老乡’。还有东京的那个武……武什么……”
“武官，”他丈夫说。
“他也是个‘老乡’，”黑兹尔说，“新任的南斯拉夫大使也是……”
“也是‘老乡’吗？”我问。
“不光他是，《生活》杂志的好莱坞编辑也是。还有那个在智利的人……”
“也是老乡吗？”
“你可以看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出类拔萃的‘老乡’，”她说。
“写《邦·赫》这本书的人也是一个‘老乡’。”
“詹姆士·惠特科姆·赖利也是。”
我问他的丈夫：“您也是印第安纳人吗？”
“不是，我是大草原人，也就是人们说的‘林肯的故乡’的人。”
黑兹尔洋洋得意地说：“照这样看，林肯也是一个‘老乡’。他是在斯潘塞县长大的。”
“当然，”我说。
“我不知道‘老乡’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但是他们肯定都有所作为，要是有人收集整理一下他们的功绩，人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是这样。”
她突然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说：“我们印第安纳老乡应当团结在一起。”
“对！”
“你叫我‘妈妈’吧！”
“什么？”
“每遇到一个年轻的‘老乡’，我都对他说：‘叫我妈妈’。”
“哦，哦。”
她催促说：“你也叫吧。”
“妈妈？”
她笑了，放开我的胳膊。我叫了黑兹尔“妈妈”，一件类似钟表发条的东西也就转完了一圈，停止了走动。黑兹尔又上了弦，等着下一个印第安纳老乡。
黑兹尔执着地在世界各地寻觅‘老乡’，这是假“卡拉斯”的标准范例。倘若以上帝成就一切的方法论之，这种假“卡拉斯”不过是一个似是而非、毫无意义的组织，是博克侬称为“格兰法龙”的标准范例。类似“格兰法龙”的组织还有“美国革命女儿会”、“通用电力公司”、“国际共济会团体”以及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正博克侬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唱的：
“假如你要研究‘格兰法’，
撕掉一个玩具气球的皮就行。”
第四十三章 示范
H·洛·克罗斯比认为独裁并非坏事。他不偏激，也不蠢笨。他以玩世不恭的态度直面人生法事很是合适。但是，他对这个纷乱的世界所必须要发表的言论不仅是滑稽的，也是真实的。
不过，只要他一谈到人生在世何去何从时，他的理智、他的幽默便顷刻间烟消云散了。
他坚信人们活在世间就是为了给他生产自行车。
我说：“但愿山洛伦佐与你听说的一样美妙。”
他说：“只要和一个人谈谈，我就能弄明白它到底是不是那样的，如果蒙扎诺‘爸爸’对小岛上的一切言而有信，那就万事大吉了。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黑兹尔说：“我真希望他们都讲英语，而且都信奉基督教，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克罗斯比问我：“您知道他们怎样惩处罪犯吗？”
“不知道。”
“那里简直就没有什么犯罪的事儿。蒙扎诺‘爸爸’已使犯罪那么声名狼藉，人们只要一想到它就不寒而栗。我听说你把钱包扔到人行道上，一星斯后再来，钱包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
“唔。”
“您知道对于盗窃罪处以什么刑罚么？”
“不知道。”
“钩刑，”他说：“不罚款，不假释，也不要坐三十天监狱。直接处以钩刑。对偷盗，对谋杀，对纵火，对叛国，对（被禁止），对偷瞄香玉，一概都施以钩刑。只要犯了法，不管是什么法，都处以钩刑。这一点家喻户晓，于是山洛伦佐就成为世界上社会秩序最佳的国家。”
“钩刑是怎么回事？”
“你听我说，先立一个绞架：两根柱子，一根横木。然后把一个硕大无比的类似鱼钩的钩子挂在横木上。如果哪个愚不可及的家伙违法犯罪，便把这个大钩子从肚子这边戳进去，从那边拔出来，然后往起一拉——上帝，我们可怜的罪犯就这样被挂在半空。”
“上帝！”
克罗斯比说：“我没说那么做好，但也没有说那么做坏。我只想类似的惩罚能否消灭少年犯罪现象，钩刑对于民主社会来讲未免失之残忍，与当众施以绞刑无甚区别。把几个十几岁的偷车犯挂在他们家门前的电线杆子上，再给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上：‘妈妈，这就是你的儿子。’我想搞上那么几回，我们的汽车就安然无事了。”
黑兹尔说：‘我们在伦敦名人蜡模馆的的地下室里看见过那个东西。“
我问她：“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钩子，在地下室的‘恐怖间’里。一个蜡人挂在钩子上。那个蜡人活灵活现。我看了就想吐。”
克罗斯比说：“哈利·杜鲁门一点也不象哈利·杜鲁门。”
“您说什么？”
克罗斯比说：“那个蜡模馆里的，杜鲁门像做得一点不象。”
黑兹尔说：“可是多数的像是象的。”
我问她：“挂在钩子上的那个人是名流显赫吗？”
“我想不是。随便提了个人挂了上去。”
“只是一个示范吗？”我问。
“是的，那个像的前面还挂着一个黑绒帘子，你要拉开帘子才看得见。帘子上用别针别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儿童禁止参观。”
克罗斯比说：“可是儿童还是看了。小孩子也到‘恐怖间’去，而且什么都看了。”
黑兹尔说：“那个牌子，对于儿童来说倒是一棵猫薄荷呢！”
我问：“孩子们看了那个挂在钩子上的人有什么反应？”
“哦！”黑兹尔说：“他们的反应和大人一样，他们只是看一看，一句话不说，又走开去看下面的展品。”
“下一个展品是什么？”
克罗斯比说，“一把能把人活活烤死的铁椅子和一个因杀子而被处以此刑的男人。”
黑兹尔无动于衷地说：“不过，他们把他烤死之后才发现他并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
第四十四章 共产党的同情者
当我再次在明顿夫妇的“都普拉斯”旁的座位上坐下时，我对他们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新情况是从克罗斯比夫妇那里得到的。
克罗斯比夫妇并不认识明顿，但是他们知道他的名声。他们对他被任命为大使感到愤慨。他们告诉我说，明顿曾经由于对共产主义采取温和态度而被国务院开除。
我坐下以后对明顿说：“飞机后面的小酒吧挺好。”
“什么？”他和他妻子还在读那本打印稿。
“后面有个不错的小酒吧。”
“我的，我很高兴。”
二位继续看书，显然对和我谈话不太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明顿忽然转过身，又甜又苦地笑了一下，问我：“那个人是谁？”
“哪个人是谁？”
“在酒吧和您说话的那个人。我们也到那儿去喝酒。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在和那个人说话，他的声音很大。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同情者。”
“他叫H·洛·克罗斯比，自行车厂的老板。”我说，感到脸庞发烫。
“我是由于悲观主义而被开除的，和共产主义没有关系。”
他的妻子说：“这全是我的过错。开除他的唯一证据就是我从巴基斯坦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
“信上说些什么呢？”
“说了很多，因为我为美国不仅不能改换自己的面目，而且还为此感到自豪而惴惴不安。”
“我明白了。”
明顿叹口气说：“有一句话他们在听证会上反复引证，做为她不忠诚的旁证。”随后，他引述了他妻子写给《纽约时报》的那封信上的话：“美国人总是在并不体现爱的形式中，在不存在爱的地方寻找爱。这可能和消失了的边疆有关系吧！”
第四十五章 人们为什么嫉恨美国人
克莱尔·明顿写给《纽约时报》的信是在麦卡锡主义甚嚣上的时候发表的。这封信发表后十二小时，她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