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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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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
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
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
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
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
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
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
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
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
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
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
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
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
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
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
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
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
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
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
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
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
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
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
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
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
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 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
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
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
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
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
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
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
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
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
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
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
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
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
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
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
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
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
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
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
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
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
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
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
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故乡异乡
 火车站
四九年,兵荒马乱中,母亲终于不顾一切地只身搭上火车,她要回衡山把一岁
大的孩子带出来。当初是为了避免让幼儿受流离颠沛之苦而将他托给了乡下的奶奶,
现在,思儿心切,管不了那么多了,要受苦就一起受吧!
半年多不见,孩子显得大多了,可是已经不认得自己的母亲。他瞪着眼前陌生
的女人,像猫一样紧缠着奶奶的腿,“不要不要——”怎么也不肯跟陌生人抱抱,
“不要不要——”他奶声奶气地喊着。
踩着黄泥路,到了火车站,孩子开始呼天抢地,“不要不要奶奶不要!”火车
轰然进站的时候,伤了心的母亲转了念头:“算了,不勉强吧!乡下大概还是平静
点,反正很快就会回来……”
她终于松了手,将啼哭抵抗的孩子交还给奶奶,回身上了火车。火车缓缓开动,
她将脸贴着车窗,依依地看着那紧搂着奶奶脖子的孩子,孩子两只清亮的眼睛也正
牢牢地望着她。
她当然不知道,火车一开动,就将她和孩子拉开了四十年。四十年后她已老态
龙钟,再度来到这荒野中的小火车站,黄泥路依旧,那个奶声奶气的孩子已是个面
貌黝黑的中年人,他赤着脚走在田埂上,扁担的两头悠悠晃着满盛的水。
衡山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如果我早生四年,那个被留在湖南乡下的就是我,那
么今天就没有龙应台,而有龙应湘。
四十年后的龙应湘该是个什么人呢?
 父执辈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
个字,谁都知道他肯定是个异乡人。四九年之后的孩子不知道有多少叫“台生”的,
不管是张台生、李台生、翁台生,他们的父母都才在兵荒马乱中渡海而来,刚刚踏
上台湾的土地。祖传数代的台湾孩子不会叫台生,就好像老北京人的孩子不会叫京
生一样。“台生”,一方面告诉你这孩子和台湾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也泄
露,他和台湾毕竟只是初识。
我这个“台生”从小就发现自己和周围的玩伴不一样。他们讲闽南语,我们说
国语;他们住在祖传的老宅里,我们则从公家宿舍搬到公家宿舍;他们的妈妈穿着
短衫长裤,我们的妈妈穿旗袍;他们的爸爸做生意、打鱼、种地,我们的爸爸穿着
某种制服办某种的公;他们在清明节提着食篮上祖坟,我们在家门前焚烧纸钱,捻
香对天空遥祭;他们的父执辈群聚在夜市里喝酒划拳,卷起裤脚蹲在庙前广场推牌
九,得意时咬牙切齿地喊“干你娘!”;我们的父执辈穿着短袖衬衫、深色长裤,
围着方桌打麻将, 时不时脱口而出“妈啦个B胡了!”洗牌时哗啦哗啦响得整条巷
子都听得见。
所谓父执辈,就是那些口音腔调和你父母的相似,会和蔼地摸摸你头、给你两
块钱差遣你在对面杂货店买瓶五加皮然后让你保留零钱的人。七九年,纽约电视上
出现一个大陆的老农民,缺了门牙的老农咧嘴笑着,一脸憨厚,他一开口说话,我
就呆了——怎么口音如此亲切竟像个“父执辈”呢?
操乡音的我的“父执辈”在台湾是那少数的异乡人,缺牙的老农民使我发觉:
海峡那边,操南腔北调的“外省人”却是多数,而且是那边的本地人;我觉得惊奇。
 乡  音
八五年,台湾人到大陆仍旧是违法的,但是我去了,去看看湖南那个被落在火
车站的长我四岁的孩子。
清晨,还在半睡半醒中,宾馆窗外流进此起彼落的人语声,不外乎日常的招呼,
“哪里去呀?”“早啊!”人来人往。
我蜷缩在被窝里,耳朵却像野狼一样竖起来。这窗外的人,怎么回事,竟然会
说着我父亲的话,那声音、腔调,熟悉而亲切,像条睡暖了的旧被,像厨房里带点
油腻的老钟。我冲动得想趴上窗子看看这些人的面貌——他们和父亲长得可也相似。
在台湾,父亲的乡音总惹人发笑,“听莫啦!”人们摇摇头。他得费好大的力
气才能让人弄清楚他要的是锄头、芋头、还是猪头。
而在这扇窗外,每一个人——厨师、公安、服务员、书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说着父亲的话,说得那么流利顺畅,说得那么不假思索,那么理直气壮,好
像天下再大也只有这么一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语言。
窗外人声不断,我起床漱洗。满嘴牙膏泡沫时,听到一个稚嫩的声音:“埃及,
我海子掉了!”
“海子”,是鞋子,我从小听熟了。“埃及”,父亲当年也这样喊他的母亲吧?
是哪两个字呢?“娭己”?“爱姐”?“蜀人谓母曰姐”,楚蜀不远吧?
“有一次,我从学校里回来,跑了两三里的路,下着雪喽,进到屋里来,眼睛
都花了。你奶奶给我一碗饭,我接过来,想放桌子上去,没有想到哗啦一声饭碗跌
在地上,破了。
你奶奶以为我嫌只有米饭没有菜,把饭给甩了。她伤心地哭了,她把自己的饭
省给我吃……”
父亲讲这个他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然后叹息:“我对不起你奶奶。”然后
要沉默很久。
我们则各做各的事情,这个打破碗的故事不如司马光砸破石缸来得惊险,也不
如华盛顿砍掉樱桃树来得伟大,实在不怎么样。倒是在我满嘴牙膏泡沫倾听窗外的
这一刻,突然想到:奇怪,这许多年来父女一场,怎么倒从来不曾问过父亲是否想
家。
于是我让哥哥就着录音机坐下,“给爸妈说段话吧!”哥哥两眼望着自己的脚,
困难地思索着。我在一旁呆坐。是啊、他该说什么呢?问父母这四十年究竟是怎么
回事?问老天那一列火车为什么走得那么不留余地?
回到台湾的家,行囊尚未解开,就赶忙将录音带从口袋中掏出——我从不可预
测的历史学得,有些东西必须贴身携带,譬如兵荒马乱中秘书的孩子,譬如一张仅
存的情人的照片,譬如一卷无可复制的带着乡音的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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