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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车，挤挤攘攘，穿梭在长短不一，宽窄不定，移动无常的竹竿、木板、麻袋、行
人之间，既没有红绿灯的外在标识，也没有车马右行的内在规律，这是一个完全没
有秩序的路口。
把单车的脚撑好，让我靠着后座，再看久一点。
没有秩序吗？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撞上那驮麻袋的小伙子？你看他这不就又过来
了，现在他两手空空，一身轻松地穿过街心——他甚至并不小心翼翼地左观右测，
他就那样什么也不看地吊儿郎当地摇着摆着，横冲过来、好像马上就要压死他的拖
拉机在离他手臂一公分的地方刹住，让他从容走过，司机“呸”吐了口痰，咬牙骂
了句“畜生”。又赶往下一场遭遇。
如果真的没有秩序，为什么没人被那两口坐在十字路中心的麻袋绊倒呢？背着
老父的中年汉子走到麻袋跟前。眼睛眨都不眨地走过去了，载满毛猪的卡车离麻袋
老远就计量好距离，往斜里驶去，小伙子穿过枪林弹雨而安然到达，弯身一使劲，
麻袋已驮在肩上，他佝偻着背往前走，重压阻挡了他的视角，但是无妨，而他不让
车马时，车马就让他，当他放慢了脚步，车马就轰然向前，有无数个惊险擦身而过，
但也仅止于擦身而过。
在这单车上坐久了，看久了，我就发现，在表面的紊乱之下，这个路口，其实
隐藏着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人与车，路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刚柔交替，进退互助的
默契，不经心的小伙子和拖拉机的司机心里都明白，在一公分的千钧一发之间，他
们会闪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不觉察这种默契的人就觉得这个路口紊乱无章；或
者说，心里只认定一套规则，人就觉得这个路口毫无秩序。
可是，真有秩序吗？从衡山火车站一出来，就看见地上新染的血迹，破碎的机
车翻倒在泥地里，尸体，人们说，刚刚运走，在东街上，我明明听见那交通警察大
声嚷嚷：不得了！八天里压死了六个人！这。也是你所说的秩序？
我想是的，那是一种内在的秩序。
小城里的人告诉我——说的时候还带着一点不愿太露的骄傲——衡东某个岩洞
里发现了谢灵运的题诗，是吗？谢灵运也来到这东西南北街？他可也曾驻足相看？
迤逦千年，在一九九五年的秋天，衡山脚下的小城进展到一个十字路口；它将驴子
放到一边吃草，引进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为了这些车辆，它必须铺下厚实的路面，
那挑卖丝瓜的，背负米粮的，拖拉木材的，习惯赤足走田埂的人们，正揣摩着如何
与各式各样的车辆在同一条路上行走，许多人未能避过那最后的致命的撞击，令人
哀恸；可是，一个社会往前走，只能用自己的脚，横走或直走，前进或后退，它有
它自己的速度，它有它内在的秩序。
我跨上单车。向街心滑去；街上已经没有麻袋。
寻找一个岛
冬英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鬈发，
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冬
英的丈夫是常州的宪兵队长。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冬英仓促上路，并没有对淳
安城多看两眼，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湾新安江水，
对冬英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
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亡，朝代会颠覆，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冬
英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明快，坚强。
一年之后，她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已经到了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
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
却有两个兵还护着她，还有臂弯里又一个初生的婴儿，冬英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
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这淳安城的小姐于是卖掉身上仅有的黄金，租
了半爿屋子挡雨；买了些西瓜，剖成小片，让那军服尚未褪下的传令兵拿到港口去
叫买。
冬英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
新安江的水啊，她絮絮地说，是透明的，清澈见底；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
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掉，站进水里，两个裤脚扎
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冬英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
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说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
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
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我这个台湾的孩子，对长江、
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毫无概念，
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我都不十分清楚——新安江水是世界
上最干净的，长大以后，带着冬英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
看多瑙河的风光，冬英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
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没有我们新安
江的清……”
冬英在台湾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
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
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
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
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
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
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
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
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
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
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
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
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
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
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
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
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
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
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
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
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
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
“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
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
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
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
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
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
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
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
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
过？”
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
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
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
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
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
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
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
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
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
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
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
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
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
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
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
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
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
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
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
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
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
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
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
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
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
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