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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先生把卷宗凑近我，指着里头一张影印的照片——是个坐在驾驶座上的女
人。
“这是您吗？”
还用说吗？
“您在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分超速驾驶经过这个路口？我们将罚单寄给车
主，车主回函说驾驶人不是他，所以我今天前来证实——”
“没错啦：”我弯身将杂草抛进竹篓，“开车的是我，不是我先生。”
警察先生开始作笔录：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准确地址……我拎起剪刀，
咔嚓剪掉蔓杂的莓果枝藤。
“您的行驶车速是十三公里，这个路口所允许的是‘步行速度’，也就是时速
十公里；您超了三公里——”他在卷宗上涂了几笔，说：“罚款二十马克——。”
二十马克，就是大约港币一百块，台幅三百六十块，实在不多。莓果枝上长满
了突刺，得先把突刺剪掉，才能剪枝，否则会教人遍体鳞伤。
“不付！”我说。
“不付？”他有点惊讶，将已经套上笔套的笔又抽出来，打开已经夹在腋下的
卷宗。
“不付！”我面对着他。这个看来五十多岁的人有着持别温和的举止，不像一
般咄咄逼人的公务执行者。他的须角泛白，眼睛带着笑意。
“为什么？”他重新握好笔，等着我的回答。
我把剪刀扔进竹篓里，莓果藤从我手指之间“咻”的一声弹回去。老兄，自从
你们在那个路口装了那个照像机之后，我已经接过两次罚单了，你这是第三次。我
实在火得很，但是你只是个执行者，跟你发怒没什么意义。
“您请这边凉椅上坐坐，”我领他到池塘边，“我给你们秩序局去过两次拒缴
的信，我给您再念一遍就是。您等等。”
警察先生摘下帽子，就在一丛紫色堇旁坐下。他身后的池塘已经抽干，尚未注
入清水，黑油油的烂泥巴上飞着细手细脚的蚊子。
“第一次，我行驶时速十七公里，超七公里；第二次，十五公里，超五公里。
拒缴理由是这么写的——”
警察饶有兴味地仰头看着我念：
第一，镇内行驶时速限制一般是三十公里，在这个路口突然变成十公
里，而在路口前又无任何具体障碍（譬如路突）警告驾驶人时速改变。
第二，路口的标志事实上只写着“步行速度”，并未注明“十公里速
限”。
第三，即使注明了十公里速限，汽车内时速仪上最低刻度是二十公里，
也就是说，二十公里以下的速度己无仪表显示。驾驶人如我，无从知晓所
行速度属十七或十五或十三公里。
第四，在前三种情况之下，要求驾驶人为三公里、五公里之超速而罚
款，实在荒谬、荒诞！
本人平常乃一循规蹈矩之市民，但衡量此不合理（虽然合法）的处罚，
决定采取甘地和梭罗的“不合作主义”，拒缴罚金。
署名：龙应台
“怎么样？”我问，“您的速仪上有十公里的刻度吗？”
警察用手背挡着耀眼的阳光，摇摇头。
“那您怎么能知道自己开的是十三公里还是十公里呢？”
“凭感觉嘛！”
我哈哈大笑，“这种感觉，您有，我没有。所以您是警察，我不是。”
在他身边坐下，“感觉，不能作为法律的依据吧？”
“不管您同不同意，法就是法呀！”他说着，重新戴上帽子，“天竺葵开得很
好！”
“粉红色的最漂亮！”我也站起来，准备送客，“可是法总得合理吧？！不合
理的就是恶法，不是吗？”我觉得自己义正辞严，理直气壮。
他很礼貌地和我握手，“您知道，”清清喉咙，“这样一来，您的罚金会变得
更重；下个单子来，就是四十马克，再不缴，就是六十马克——三张罚单就变成一
百八了！”
他的后脚跟踩到了一只垂下来的天竺葵，我的心一痛；高涨的公民道德勇气也
受到了打击：“吔，别别别只谈罚款，总有人要对我的抗议提出解释吧？！”
他已经走到了篱笆外边，挥挥手：
“您不会赢的，相信我！”
“恶法非法，”我倚在栏杆上伸出半个身子，大声地对着他的背影，“恶法非
法，您懂这个道理吗？”
再见！再见！
我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任何秩序局的人。你如果问我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不同，
答案很简单。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打招呼时，说：“吃过了吗？”德国人碰到一
堆朋友，开口就是：“秩序还好吧：？”（Alles in Ordnung？）
中国人靠米饭过活，德国人靠秩序；所以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餐厅，有德国人
的地方就有秩序局（Ordnungsamt）。
处罚十三公里的时速，这秩序局实在走火入魔了。回到竹篓边，拎起大剪刀。
好，奋斗到六十马克的时候，我就停止，就屈服。人家梭罗不也只坐了一夜的牢？
抗议到底的代价太昂贵了，何况我也没有那个时间……
我轻易地原谅了自己，却再也提不起兴致继续修剪莓果枝。气馁地躺进伞下的
凉椅，随手翻开今天的小镇报纸，竟然，竟然有这么一篇报导：
大半市民落入陷阱
新置相机引起争议
……前任市长本人亦以时速十一公里被拍照，罚金二十元，市长拒缴。
消防队队长以十五公里时速被开罚单，他愤怒地说：
“二十公里以下，只能用大拇指来测量了。”
两名律师正准备和市政府就此交通标志对簿公堂，全国驾驶人协会也
将采取行动。一位高级警官在接受访问时率直地说：“如果我在那个地点
被照像的话，那我非打官司打到倾家荡产不可！妈的！”
妈的！
人吃人的西方
离开小冷，往北就是历史古城威玛。走出火车站，回头看看；这虽是威玛，毕
竟还是东德的威玛。火车站是个灰扑扑、陈旧不堪的建筑，泥墙剥落了，窗框的木
头绽出裂纹。
迎面袭来的空气，混合着煤味和汽车放出来的废气，令人窒息。每条路都有工
程，交通因而堵塞不堪。车身布满脏泥，行人的鞋子也裹着一层泥。各种各样的建
筑工程机械在每条街上发出巨大的噪音。
街角有个崭新的旅行社。
“能够帮我找个家庭旅馆吗？”
“我们新邦没有什么家庭旅馆，只有两种旅馆，一种很破旧失修的，您大概不
愿住，一种就是观光饭店了，比较贵。”
正在打字的小姐抬头冲我笑了一下：“您早来了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什么
都有了。”
“再过两年，”我说，“四十年的共产东德就连影子都没有了。我来得正是时
候。”
她点点头。
“大象旅馆有一个单人房，没有浴室，九十块一晚。就在老街广场上，五分钟
就到。”
五分钟其实走不到，因为要穿过无数的工地。粗大的水管搁在人行道上，等着
埋入地下。房子围上鹰架，等着翻新。地面上的砖块被掀了起来，等着重铺。机器
隆隆地震着地面。
后共产的威玛，在机器声中震动。
古街广场上，工人在铺地面。整个老街坊，都是青灰色的石板街，由一块一块
的石头缀成。每一块石头，大约有两个拳头大，切割得不平整，显然是用手工敲的。
工人在地上打下铁桩，绑上细绳，铁桩和铁桩之间就拉出一条直线来。工人屈腿跪
在地上，一手持锤，一手挑选大小适中的石块，把石块一个接着一个地排列起来；
几千几万颗石块缀连起来，就成为一条当年走马车、现在行汽车的石板街。
几百年前路是这么铺的，今天还是这么铺，因为这是条老街。
进入老街之后，威玛突然换了面貌。好像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妇人把斗篷和面具
突然摘掉，露出风华绝代的真面目来。躲藏在陈旧的建筑和震耳的工程噪音后面，
是威玛光彩夺目的历史。
面对着广场的大象旅馆，只是一栋不引人注目的老房子，里面的陈设，有典型
的公家机关那种保守和沉闷；可是就在这里，巴哈曾经夜宿，汤玛斯曼曾在这里写
小说，用大象旅馆作背景。
走出旅店，眼角余光瞥见隔壁墙上刻着几行字：“从一七○七到一七一七年，
巴哈居住于此。他的两个孩子在此屋诞生。”
向前信步走去，看见一栋黄色的建筑，是威玛图书馆，墙上的牌子说：
“在一七九七到一八三二年间，歌德在此任图书馆馆长。”
歌德的家，就在五分钟的脚程之外。他的马车停在车库里，车库楼上，是他写
作的书房，他的笔还搁在书桌上；他的床，还铺着他睡过的床褥。
踩着凹凸不平的石街，找到了尼采的家。也看到了李斯特的房子，还有他弹过
的钢琴。
最后，还进了席勒的屋子，看见他的书桌，靠书桌边，摆着一张床，是他临终
的床。
威玛的历史光辉，使人完全忘了有东德这么回事，直到这个席勒书房的解说员
开始聊起自己来。
“对我来说，统一不但没带来好处，还让我遭了殃。”
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衣襟上别着名牌，“保利”。我们站在席勒的书架
前。
“我有个严重智障的儿子，今年三十四岁了。三十几年来，我抚养他，帮他穿
衣、系鞋带、喂他吃饭、帮他洗澡……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国家还算照顾我，有特
别的津贴，工厂还有手工品让我在家里做，因为我不能离开儿子一步。”
几个浏览的客人走近来，保利停了一下。
“现在统一了，工厂倒闭了，我失业了，要申请什么补助得跑好多个机构；我
也不知道我可以申请什么，所有法律都是新的，观念也是新的，我觉得糊涂极了。
不得已，只好把儿子送去智障辅导院，真不忍心呀，可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朝不保
夕……”
“您在这里不是个工作吗？”
“这是临时雇员，大概下个月又得失业了。老实说，统一的‘自由’对我一点
意义都没有。以前是没有旅行的自由，现在我可以旅行，但我没有钱旅行，这样的
自由有什么用？西德我还从来没去过——我另一个儿子是兽医，他也失业，他去过
西德，又回来了……”
“为什么不在西德找工作？”
保利不屑地摇摇头：“他不肯。他和我想法一样，西德是个人吃人的世界，每
个人都想出人头地，把别人踩在脚下，那是一个没有感情、只讲功利的社会……我
们不愿意去那里。”
保利摇摇头。
在疯狂中保持清醒
经过四个多月的审讯，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子终于有了结论。一九八九
年二月，围墙颓倒的半年前，什岁的克利斯和高定在逃亡时被击倒；克利斯当场死
亡，高定足踝踩中枪。
被告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两个被判无罪，因为他们只是口头发出命令：“射！”
用枪射击高定脚部的士兵判了两年徒刑，但是可以假释；最重的，是开枪射杀克利
斯的士兵，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
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
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
律。
克利斯憔悴的母亲说：“对，我满意了。杀人的人受到了制裁。”在审案期间，
许多东德人写信给这个母亲：“你就饶了那年轻的士兵吧！他有小孩，还有前途，
死者也不能复生……”克利斯的母亲说：“他有小孩，还有前途——我的克利斯本
来也会有小孩、有前途的，谁想到他呢？”
死者的母亲满意了，不满意的人却很多。法官的判决，并没有回答任何基本问
题：以今日之是非昨日之是，公平吗？法官援引当年纳粹的审判，说是个人良知必
须超越国法军令，可是，在战后的审判中，也有法庭认为不能以今天的标准问罪昨
天的标准。东德的守卫当年是在捍卫围墙，“保国卫民”，而逃亡者就是叛国者。
谁都知道，狙击到逃亡者的士兵会受部队长官表扬、会得奖金、假期、升迁机会…
…他所捍卫的国家没有了之后，说他是杀人凶手、惩治他，不仅只是以今日之是非
昨日之是，而且是以西德的法律强加在东德人民的头上。
法官也不曾回答，究竟谁真正有罪？把枪拿在手里直接开火的人被惩罚了，那
么那发号施令的连长呢？统筹作业的将军呢？下达格杀令的总理呢？当年负责筑墙、
把人民当囚犯的政治首领呢？如果克利斯不死，他的逃亡罪会被东德的法庭判三年
以上的徒刑。在围墙建起之后，有两万三千人因试图逃亡而坐牢，这当然也是不义
的迫害。所以，该从哪里开始惩罚和报复呢？解押犯人的法警？辩护无力的律师？
开判决书的法官？监狱的狱长？牢房的守卫？极权统治是一个密密麻麻、脉络繁复
的大网；开枪的守卫只不过是大网中一个极小的环结。
法官也没有回答，在这个大网之中，个人究竟能为自己负责多少？“尊重生命”，
法官严肃的教训被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