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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
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
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
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
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
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
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
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
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
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
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
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
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
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
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
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
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
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
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
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
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
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
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
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
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
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
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
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
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
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
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
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
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
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
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
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
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
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
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
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
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
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
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
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
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
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
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
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
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
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
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
‘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
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
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
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
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
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
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
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 ※ ※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
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
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世界文
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
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
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
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
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
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
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
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
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
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
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
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
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
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
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
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
要去面对。
桃色之外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
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
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
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
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
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
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 ※ ※ ※ ※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
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
“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
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
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
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
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
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
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
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看作罪恶。
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
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
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
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
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
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
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