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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回家！”
身边的冉又嚷。我耐心告诉他，爸爸在睡觉，爸爸昨天晚上工作睡得很晚，我们再在外面玩一会儿，等爸爸起来。他不肯。我完全没有对付孩子的经验，我在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当兵离开了父母。我又看了看表，一点二十，才刚刚过了五分钟。“冉你看，花开得多漂亮啊！”我指着花坛里的花大声说。冉不感兴趣。其实我也觉着自己甚是无趣；突然想起小时喜欢看蚂蚁，尤其春天蚂蚁刚出现的时候，心里一阵兴奋，开始带冉找蚂蚁窝，终于找到了一处，他果然被吸引住了，蹲在那里，瞪着双黑黑的大眼睛——这孩子长得像妈妈——看，我则站在他的身后，等。太阳很暖，花儿很美，散步的人们很是悠闲自在，我的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空虚，不知将来会怎样，明天会怎样，甚至不知道待会儿会怎样。
“我要回家！”
冉终于对蚂蚁也失去了兴趣，站起身来，嚷。觉着过了那么长时间了，抬手看表，才刚过了七分。我沉重地叹息了。我带冉回家。我不知他为什么非要回家，那个空旷、清冷、毫无生气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吸引他？问他。他的回答是：“我要回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同我待在一起觉着没有意思。我也是。但我是大人，可以克制，可以掩饰，也需要克制，需要掩饰，孩子则不。路过大院门口，我突然又有了新的主意：仍是不甘心，仍是想让彭湛再睡一会儿，我们这个家将来就靠他了。
“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我要买彩笔！”
“好！”
“买方便面！”
“好！”
彭澄寄来了一千元钱。钱是人的胆。刚一出大院门，融入人车滚滚的街道，冉就把他的一只小手塞进了我的手里，小手很软，很暖，我握住它，那温软的感觉由手掌直抵心里，我不由扭脸低头看冉，小小的身子，小小的影子。
这天是星期日，街上到处是出来采购或闲逛的人，明亮的阳光下一片熙熙攘攘。路过一条小河，河边上醒目地坐着个单身长发女子，背对我们，薄薄的肩胛，细瘦的腰身。冉挣脱我的手跑了过去，片刻后跑回来，告诉我：“她哭了。”停一会儿又说，“我知道她为什么哭，她和她妻子吵架了。”这里的“妻子”应为丈夫，到底还小；这么小竟就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足可见生活的烙印。冉从不跟我提他的妈妈。他叫我阿姨，对我不多么亲近但也看不出明显敌意。不知他知不知道我的出现跟他妈妈的消失之间的关系。他不说，我也不问。不想利用年龄、经验的优势去套小孩子的话，那未免卑鄙，就我和冉这对人物关系而言，还要加上残忍。再者，我也怕，怕正视，面对这样多变无绪的纷乱，闭着眼过最明智。
先去商场买了彩笔，买了方便面，又说服冉跟我一块去了菜市场，手中有方便面啃食，冉随和多了，这孩子不喜欢甜食。菜市场很大，几乎占满了整个一条街，绿油油的、红艳艳的、白生生的，各种菜蔬比比皆是。我买了小白菜，买了葱姜香菜，又去卖猪肉的地方称了猪肉。晚饭包包子，冉和彭湛都爱吃带馅食品。都说主妇在制定食谱时很少或者几乎不大考虑自己，我业已无师自通地进入了角色。不知不觉，两点半了，我和冉往回走。路边有一个卖活鸡的摊位，鸡们挤在逼仄的两层铁丝笼里，由于不舒服，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上层笼子里的鸡屙屎直接就屙在下层鸡的身上，其状惨不忍睹；当然鸡也许不在乎这个，但它们不得不在乎空间的拥挤，有几只鸡被挤得趴在笼底，两脚爪支棱在铁丝笼外，任别的鸡在背上踩踏，动弹不得，这种境况的鸡通常是连叫都不叫了，紧闭着嘴，半睁着眼，一副只求速死的样子。冉在这个摊位前停住，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方便面都忘了吃。等他看够了，我们继续走，鸡们在身后叽叽喳喳不绝于耳地叫，远远听来像是一连串的“哎呀”声。
“阿姨，它们在说什么？”
“谁？……噢。不知道，鸡说话，人听不懂。”
“我听得懂。”
“是吗，它们说什么？”
“它们说，‘哎呀哎呀我要出去！’”
我注意地看了这个四岁男孩儿一眼，为他的敏感、细腻、多情和丰富准确的想象力、表达力惊叹，同时也不安。这样的人极易受伤，不管是这样的大人还是孩子。他仿佛感觉到了什么，立刻就把拿方便面面饼的小手撤下了一只来，像刚出干休所大门时那样，悄然塞进了我的手掌里，那小手的温软直抵心里。他还小，他还不会有不可更改的成见和敌意，你对他好，他就会对你好——生活开始在我眼前明朗，开朗，线索开始清晰。
到家的时候，彭湛正好睡醒，冉拿着他的彩笔直接上楼画画去了，我则拎着菜蔬，踏着几乎是轻快的步子去了厨房。听说晚饭吃包子，彭湛高兴得像个小孩儿，积极地跑去食堂买发面，回来的路上，还拐到小卖部买了醋。我把他买回来的发面用湿屉布盖好，心情也越发地好了起来，同时还有了要诉说这心情的愿望，于是边择菜、洗菜，边开始说了，从头说。
“看完蚂蚁才一点半多点，我就跟冉说，冉，我们上街去玩儿好不好？……”
“其实冉在家对我睡觉毫无影响！”
他突兀地插道，说完之后就转身走了，使我连他说这话时的表情都没能看着。我愣住了，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是不耐烦我过细的叙述方式，还是嫌我慢待了——倘若不是虐待的话——他的儿子？
我端着刚出锅的发面包子来到饭厅，桌上已摆好了碗筷，碗里已倒上了醋，蒜瓣儿已剥好放在了小碟里，这些都是彭湛准备的，他本人也已做好了准备，洗净了两手端坐桌旁，摩拳擦掌。包子个个一般大小，蓬松而白，热气腾腾，香味四溢，我曾在医院的病员灶上帮过八个月的厨。彭湛搓着两只手，等不及我把盘子放到桌上，就伸出手来抓。“等冉一块儿！”我躲过他的手，说。小时候，我们家，总是要等全家围桌坐定后才吃饭的，全家围着桌子一块吃饭，是我童年印象最温暖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冉！下来吃饭！”彭湛直着脖子冲楼上喊。楼上悄无声息。回家后我曾上楼看过冉几次，他一直在用新买来的彩笔画画，专心专注。以前我只知道嫌他吵闹，却不去想他为什么吵闹，一个空空荡荡的没有玩具的家，如何能让孩子安安静静排遣他旺盛的精力？
“韩琳，我们是不是考虑再开一个包子铺？”在等冉的时候，彭湛嬉笑着说。
“行啊。到时候你干什么，吃？”
“我是认真的。把你那些事放放，咱们先得挣足了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再去追求精神。”
我看他一眼，确认他是认真的，便觉着他有些异想天开。倒不是包子铺有多么高不可攀，而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太有点像没头苍蝇了，撞哪是哪？不过按照牛顿“没有大胆的猜测，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的逻辑，他的这种思维方式似乎也有道理，也许这就是男人比女人要成功的原因？
冉在楼上毫无动静。
“冉！”我叫。
“哎！”他立刻答应。
“下来吃饭啦！”
“噢！”
只听一阵稀里哗啦之后，头顶上就响起了冉的小脚踏在楼板上的嗵嗵声，彭湛略带惊讶地看我：
“咦，他还挺听你的！这孩子平时别扭得很，性格古怪，像他妈。”
包子馅咸了。什么都好，可是咸了。
“不该放最后那一勺盐，真是的，唉！”我一再地说，彭湛不接茬儿。我知道他对这顿饭抱了很大希望，也一直知道男人们对于“饭”的重视，不像女的，随便吃点零食就可以打发。可是事情已然这样了，你说两句什么，就算给我一个做自我批评的机会也好。他不说，只是皱紧眉头嚼着，两腮的咬肌一鼓一鼓；嘴里由于塞满了食物而咕嘟着，像个正在赌气的小孩儿。他的样子使我觉着十分抱歉，也有点好笑，就笑了起来。他看我一眼，把手中一个吃了一半的包子往盘子里一摔，说：
“弄这么咸，叫人怎么吃嘛！”
咣，推开椅子拂袖而去，冉被吓得哆嗦了一下。那种有点好笑的感觉刹那间由愕然取代。
冉的毛衣小了。四五岁的孩子，正是长的时候。趁着周六天气好，我把他的毛衣拆了，洗了，晒上，又去买了二两新线，给他重织一件大的，这样就不必买新的了，我们的一切开支都得由彭澄和母亲的钱里出，只出无进，不精打细算不行。这两天冉就先穿他爸爸的大毛衣在家凑合着，反正不去幼儿园。原来的毛线是草绿色的，新买的线一两黄色，一两褐色。黄色的织成月亮织成星，褐色的织成房子织成树。图案都在胸前，样式是那种叉肩的，由领口织起，套头衫。我昼夜兼程地织，我得赶在周一前让冉穿上，边织边想象着冉穿上这件毛衣时的样子，倒也不觉辛苦。周日晚上胜利完工，漂亮的冉穿上这件毛衣后如同童话里的孩子。早晨，我去食堂买早点回来，看看差不多到时间了，便去楼上叫冉起床，他该上幼儿园了。冉已经醒了，正一声不响坐在大床上自己给自己穿衣服；彭湛仍睡着，昨晚同人谈事又是差不多快一点。此刻我们的卧室是这样的格局：大床旁边摆着一张行军床，他们父子俩睡大床，我睡行军床，这是我们这个特殊家庭目前唯一可以选择的就寝组合方式。冉自己怎么也套不上我给他织的那件毛衣，便伸手去推他爸爸。“爸爸！爸爸！给我穿衣服！”我就是在这一刻走进的卧室。彭湛怒冲冲坐起，三把两把给冉把毛衣套上，一抬眼看到了我，说：“毛衣织成套头的，你叫孩子怎么穿？！”
我非常非常生气，一天都没怎么理他。他感觉到了。晚上，冉睡着了，我们躺在两张床上，各看各的书。屋外，风儿阵阵地掠过窗户。“韩琳，”他先开了口。我拿开书，看他。他从大床上欠过身来，一脸的严肃；“你是不是觉着有了这个孩子，就得不到全部的我了？”
我瞠目结舌。
晚上，彭湛约了一帮人来家里谈事，客厅里烟雾缭绕热气腾腾，谈话声笑声如火如潮直冲房顶，谈到钱时都是以百万千万论计，光听听就令人心跳。几个人都是彭湛的朋友，也是合作伙伴，这时彭湛已正式向单位递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
“这样算来，投资的三十万一年就能赚回来，以后所挣就是纯利润，净赚，且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利率递增，三十万的百分之三十是……”“九！三十加二十—— 一年五十万，十年五百万……”“不止——别忘了每年还有百分之三十的递增！”“这个项目就这么定了！海口那边买地的事也有了消息。赵哥来电话说养蜗牛前景可观！”“制片公司的事怎么样了？”“我那边没问题了，作协同意出面，但多少得给他们点钱，如今的文人大伙也知道，都穷疯了。”“告诉他们，他们今年的奖金我们全包！”“银行也初步同意贷款——”“好！下一步，找‘西影’厂买厂标！”“这个交我了！”“咱们要弄一个全中国最棒的娱乐片，请张艺谋做导演，开机那天搞一个大型新闻发布会，把各界的社会名流都请来。吴副市长——王冬，可是交给你了，他分管意识形态！”……
我没参加他们的谈话，沏了壶茶，给每个人的杯子里倒上，就离开了。一听经济问题，我的脑子容易短路，无论怎么集中精力，把每个字都听清了，仍是搞不明白意思，索性不听不问。上面的话，是我来回路过时听到的，因为谈到了电影，我熟悉的行当，才算记得比较详细。
家里没有电视，也没什么可看的书，我和冉在楼上相互为伴。他画画，我看他画，他很高兴我看着他画。画一个人，说“这是爸爸”，再画一个矮一些的，说“这是阿姨”，再画一个更矮的，说“这是我”。他画的是我们目前的一家三口。
冉开始认可现实。曾几次想就现实的问题同彭湛好好谈谈，来兰州后我又跟单位续了十天假，但不能总是续假，假期到了怎么办？但他不愿谈，谈不了几句就搁浅。“你来嘛。”每次，他总是这么回答我。
“问题是，我来干什么。”
“来了再说。”
“来了再说不行。”
“好了好了，关于这个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们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又是这句话，但这时我已没有了初听到时的兴奋。他很乐于谈将来，谈以后，对今天怎么办，明天干什么，从来不说，不知是不屑还是不耐，还是心里压根没有。也许这也是男女的差别？男人嘛，是应当宏观一些，目标远大一些，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