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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苏东坡传-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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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认为一个优秀的读书人必然要“学而优则仕”。这个想法如果现在还不改,全国教育普及则国家将亡。
    我们有多少官位供给四万万五千万人呢?倘若考试制度认真执行,而选人唯才,则合格的考生必然为数有限,而选取的人才的素质也会提高。但是在苏东坡时代,引用亲族之风已经盛行。有好多外省来京的考生,由朋友亲戚的推荐,不用在京参加考试,便可以获得官职。每次考试若选三四百人,总有八九百人不经过考试的。礼部就可以推荐免试生二三百人,其他还有由兵部和皇家关系推荐的。在春季祭天大典之时,很多读书人由皇上特恩免考,苏东坡说:“一官之阈,率四五人守之。争夺纷坛,廉耻丧荆中才小官,阈远食贫,到官之后,求取鱼利!靡所不为,而民病矣。”他又说:“臣等伙见恩榜得官之人,布在州县,例皆垂老,别无进望,惟务黯货以为归计。贪冒不职,十人而九。朝廷所放恩榜,几千人矣,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苏东坡提议废除此等免试办法,严格限制高官巨卿之子女亲戚,以及皇家所推荐之人。苏东坡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官吏之怠惰低能蒙混朝廷的情形,奏知太后。为这种情形,他向太后密奏多次。在几件大事的表章后,他又附有再启,请太后阅后自己保存,勿转交与中书剩比如说,西北番族人寇,几乎有中国农民一万人惨遭屠杀,当地驻军官长企图隐瞒朝廷。甚至消息传至京师之时,朝廷派一专使前往当地调查。此一专使,本着中国由来已久的“官官相护”的积习,向朝廷报告只有十个农民被杀。而特使更把灾情大事化小,先为当地驻军首长请求赦罪,然后再缓缓进行调查。两年之后,竟而毫无动静。被杀的村民,朝廷应予抚恤,结果也一无所得。在苏东坡上皇太后表中,他指出如此忽视民情,势难收揽民心。
    “官官相护”之恶习必终致“官民对立”。另外,还有广东守将童政的案件。
    童政剿平盗匪无功,竟尔在收复的城市里屠杀数千百姓。但是别的同僚对朝廷的报告中竟说他保卫城池有功,把他说成平贼的英雄。还有温果杀害百姓十九人,仅仅记一小过,便算了事。另外有一个小军官,打算报称杀贼立功,竟闯入民家,在青天白日之下杀害妇女五六人,带着砍下的人头回去,说是斩杀贼匪的人头。这件事实在惨无人道,遮掩不了,在朝廷派人调查时,那个军官辩称,在交战之时,他不能看清是男是女,因而误杀。这些都是当时的虐政。苏东坡对这些事,实在不能默尔而息。
    最重要的案子,惹得众怨沸腾的,就是周撞一案。对这件案子,苏东坡实在无法克制自己了。王安石的余党暂时失势,现在都在偏远的外地为官,竟想卷土重来。
    那些魁首如吕惠卿、李定、蔡确等人已遭罢黜,但是他们的好多朋友还都在京为官。
    为了试探朝廷对他们的态度,他们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书院教师周穗试上一表,表中提请将王安石的灵牌安置在太庙中神宗皇帝的神牌之下,好能共享祭祖。如果太后准其所请,那些阴谋小人就可以看做是个分明的信号,他们又可以出来公开活动了。苏东坡看出他们如此试探的企图,立即对这些唯功名利禄是求的投机分子大施挞伐。他举出他们十六个人的名字,责骂他们是“机虱”、“蝇蛆”、“佞奸小人”、“国之巨蠢”。这一次他对王安石不再婉转其词,而几乎公然以诈伪骗子称之。他向皇太后说,如果富弼、韩琦、司马光有一人尚在,这些鼠辈决不敢露面。他说,如果对这些阴谋小人不予以当头棒喝,则“惠卿、蔡确之流何忧不用!青苗市易等法何愁不复哉!”据他自己观察,他深信此种情形必会出现。实际上,他已萌去朝之志,他说君子如膨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千万。”其理至明,人若不愿与蝇蛆为伍,只有远避。
    在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
    看一看那些弹劾表章,倒也有趣。大概最为有趣的是苏东坡起草任用吕大防的圣旨。吕大防为王安石的政敌,此次也是受命担任要职。圣旨上赞美吕大防勇于任事,屹立不移,又说在王安石时百姓饱受压迫,人心消沉,王即去位,“民亦劳止,汇可小休。”这句话是引自诗经,人人可用,但系讽刺暴君之作。御史看到,眼睛亮起来,说苏东坡将神宗比周厉王,意在毁谤。御史们气得股战心摧,他们忠爱的先王竟为人所毁谤!
    关于苏东坡的诗,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是在他自南回京之前,听说朝廷已经允许他定居在常州,正在心情愉快之时。他经过扬州,在一个寺庙的墙壁上写了三首诗。三首诗若一齐看,主题为何,不会误解。其大意是他在寻找安居之地徒然无功之后,欣闻得以退休林泉以度晚年。其中第三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赶巧这首诗正写在五月一日,而神宗是驾崩于三月五日,五十六天以前。由诗上看,诗人在歌颂自己的欢乐,但是,可是在国丧之间啊!他为什么高兴?“闻好语”,什么好语?显然不是什么别的事,显然是神宗驾崩的消息!多么忘恩负义的臣子!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弹劾苏东坡最严重的理由,当然是很严重的控告。我想从文意上看,“好语”即是指那年丰收有望。但是苏子由为他兄长想出一个更好的辩护语。在哲宗元佑六年(一0九一),子由为此事做证时,他说苏东坡那年三月在南都,那时一定已经听到神宗驾崩的消息,决不能五十六天之后才在扬州听见。他告诉皇太后说,“好语”指的是在苏东坡下山时,听到农人谈到英明的幼主登基,十分欢喜。这个说法明确有力。子由做证完毕,从御前退出,让别的官员去争论到底吧。
    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而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含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于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不但是苏东坡自己,连他的朋友秦观、黄庭坚、王巩、孙觉都成了被批评的目标,或直接受到弹劾,或遭到政敌以阴险卑鄙的方式抽辱污蔑。这种用阴险的谣言中伤,使人没有自卫的余地。苏东坡自己觉得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在哲宗元祛元年(一0八六)十二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辞职,在次年,他不断请求摆脱官位。他写的信里有两封包括他的自传资料,历叙他的官场经历,还有他因倔强任性而遭遇的很多烦恼麻烦。在元柏三年十月十七日他的一道表章里,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事君之时,当以事国为先,欲事其国,则必保其身。”两年之内,他“四遭毁谤”,由他推荐为官之人,亦遭受无故的污蔑。他曾提醒皇太后,在前一派人当政时,他曾遭受李定的弹劾。他曾写过讽喻诗,希望皇帝知道民间的疾苦而改变政策,而御史却把他忠直的批评叫“毁谤”,而在控告他的文字里也有些说得“近似”真实之处。而现在则连一丝毫近似之处也没有了,像批评他用“民亦劳止”,完全捕风捉影。他对太后说:“臣以此知挺之险毒,甚于李定、舒直、何正臣古今有言日:‘为君难,为臣不易。’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在此表章里,他写了四个附启,注明“贴黄”、“又贴黄”、“又又贴黄”、“又又贴黄”(表示摘要)。最后一条说,如果皇太后不以他之所奏为实,可交宰府相公开调查。如果相信他之所奏真实无误,请即密藏。他还要再上正式辞表,请求外放,那份表章,可以公开。
    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章写于元佑六年(一0九一)五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最长的一道表章,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忌”重于对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他怒斥周撞的信,惹恼了敌人,使他们越发痛恨,他们发狠攻击他。古谚云:“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
    他继续写下去:
    臣岂敢以哀病之余,复犯其锋。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
    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再三辞逊,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巨?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日,必无安理所以反复计虑,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曲直,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伏望圣慈早除一郡。所有今未奏状,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着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惟不愿在禁近,使党人猜疑,别加阴中也。
    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柏四年三月十一日,朝廷终于允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
    临行前,皇帝赐予茶叶、银盒、白马及镀金的鞍路、他的官服上的金腰带等礼品。
    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穷门人李膺去卖钱。
    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年已八十三岁,但仍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做注疏呢。”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苏东坡在元佑四年(一0八九)七月到达杭州,任浙西军区钤辖兼杭州太守,时年五十二岁。他弟弟子由已经由户部侍郎升任吏部尚书,赐翰林学士;那年冬季,子由以皇帝特使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个月。
    苏东坡则全心全力从事工作。秦观现在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谨的工作。
    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十三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寒碧轩,就在雨奇堂。我们记得雨奇堂是从苏东坡西湖诗“山色空漾雨亦奇”而得名的。
    在这里,他环以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
    有时,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里。这时,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涌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其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
    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
    苏东坡任官之时,做了些怪事:
    有一个商人因债务受审。被告是一个年轻人,苏东坡让他说明他的苦况。
    被告说:“我家开了一家扇子店。去年家父去世,留下了一些债务。今年春天天阴多雨,人都不买扇子,并不是我赖债不还。”
    苏东坡停顿一下,眼睛一亮,计上心来。他一看笔砚在桌子上,忽觉技痒。
    他对那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拿一捆来,我替你卖。”
    那人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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