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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拉把吊坠放回胸前，闭上双眼打算睡一会儿，却始终睡不着。
天刚蒙蒙亮，凯拉便起身收拾行李并叫醒她的同事。接下来的旅程将相当漫长。大家随便吃了几口早餐就启程了。村里的渔民给考古队提供了两只独木舟，每只能坐四个人。沿途有一些地段，队员们需要扛着小舟走一段路，以便绕开瀑布。
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河岸边为考古队送行，唯独看不见那个小男孩。村长将凯拉紧紧抱入怀中，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孩子们纷纷跳进水中，帮忙把小船推离河岸。然后，载着考古队的两只小船顺着水流的方向，慢慢漂远。
最开始的一段路，还能看见村民在沿岸的田间向他们挥手。凯拉一直保持沉默，依然等待着她期望看到的那个人。可是，当河流改道转进两处峭壁之间时，她最后的希望彻底落空了。小船已经漂离岸边太远，再也看不到什么人了。
“也许这样更好。”凯拉的法国同事米歇尔在她耳边低语。米歇尔是她在队里最亲近的人。
凯拉想开口回应，可是喉咙像打了结一样发不出声来。
“他的生活还会继续。”米歇尔接着说，“别太担心，你没有必要懊恼。要不是因为你，哈里可能早就饿死了。况且村长已经答应你会照看好他的。”
小船顺着水流继续往湖的更深处挺进，突然，哈里的身影出现在附近的一小片沙滩上。凯拉猛地站起身来，差点把船弄翻。米歇尔努力保持着小船的平衡，另外两个队员则发着牢骚。但凯拉完全听不到他们的抗议和警告，她紧紧地盯着蹲在地上的小男孩，他正远远地望着她。
“哈里，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向你保证！”凯拉大喊。
小男孩没有回应。他到底听到了没有？
“我之前到处找你。”凯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继续大叫，“我本来想走之前再见你一面的。”“我会想你的！”凯拉哽咽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回来，你一定要相信我！你听到了吗？哈里，我求求你了，给我一个手势，哪怕动一小下，让我知道你听见了。”
可是，小男孩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示。当小男孩的身影消失在河流转弯处时，他微微地挥了一下手道别，可凯拉再也看不到了。
阿塔卡马高原，智利
一整个晚上，完全不可能合眼。每当我以为即将睡着的时候，都会被晃动的小床摇醒，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窒息，这种可怕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我的澳大利亚同事埃尔文虽然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的环境，可自从他来到这里就放弃了睡觉。他每天都练瑜伽，这似乎能让他感觉好一点。至于我，虽然曾经跟一个跳舞的姑娘约过会，在那段时间里积极地去斯隆街的专业训练室上课，而且是每周两次，可是，就凭我的这一点三脚猫功夫，完全不足以帮助我的身体抵挡高海拔的影响。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气压急降40％。待上几天之后，你便会出现高原反应，体内的血液开始变得更浓稠，感觉脑袋越来越重，思维开始混乱而没有逻辑，写字也变得吃力起来，连最微弱的体力活动都会打破体内的平衡，耗尽你的能量。在这里待得最久的工作人员建议我们尽可能多地补充葡萄糖。对于甜食爱好者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完全不用担心体重的问题，刚吃下去的糖分很快就会在体内新陈代谢。唯一的问题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你连一点胃口都不会有。而我基本上全是靠巧克力棒硬撑着的。
阿塔卡马高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里非常干燥，四面环山。要不是会感觉呼吸困难，这里跟其他的沙漠地带并没有太大区别。在这个号称世界屋脊之一的地方，除了我们之外，见不到任何生物和植物，只有存在了2000万年的沙石遍布四周。我们在这里呼吸到的稀薄空气是全球最干燥的，比死亡谷的空气还要干燥50倍。四周环绕的山峰就算是超过了6000米，山顶上也没有一点雪的痕迹。正是因为这里特殊的气候条件，我们才会前来工作。这里的空气中不含一丝水分，非常有利于我们打算开展的这项全球最大规模的天文科研项目。我们面对的是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要安装好64台拉杆天线，每一台都有10层楼那么高；之后要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最后接入电脑。这台特殊的电脑每秒能进行160亿次运算，能让我们在黑暗中拍摄到最远星系的图像，进一步探索我们目前还无法领略的太空世界，甚至还可能捕捉到宇宙最初时的影像。
三年前，我加入了欧洲天文学研究组织，因此来到了智利工作。
正常来讲，我本该待在拉西拉的天文观测台。那是全球最大的地震断裂带之一，位于两块陆地的交界处。两大板块间剧烈的地壳运动曾使安第斯山脉诞生。最近的一个夜晚，地震又发生了，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纳可”和“西恩弗尼”——望远镜都被我们起了名字——损坏了，不得不送去维修。
我们的工作也被迫停了下来。于是，中心的负责人就把我和埃尔文派到了阿塔卡马观测点，负责搭建第三台巨型天线。就是因为这场可恶的地震，我现在不得不在这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忍受着呼吸困难的痛苦。
大约在15年前，天文学家们还在争论太阳系之外是否存在星球。我曾经说过，接受一切皆有可能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应该抱有的谦卑态度。在过去100年间，总共有170个星球被发现。这些星球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不是离它们的中心天体太近就是太远，总之，无法在它们身上找到与地球的共同点，从而也无法得知是否有与我们所知的生命体相近的生命形态存在……直到我到达智利之后不久，我的同事们有了新的研究发现。
在拉西拉天文台的丹麦望远镜的帮助下，他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距离我们25000光年。
这颗星球比地球大五倍。按我们地球的时间来计算的话，它围绕其中心天体公转一周需要10年的时间。而在这颗说不上近也说不上远的星球上，时间的流逝是否也跟我们这里一样，由小时和分钟组成？对于这一点，谁也无法确定。尽管它离中心天体的距离是我们距离太阳的三倍，尽管那里的气候更加寒冷，这颗星球似乎还是具备了孕育生命的必需条件。
不过，这个重大发现似乎还不够吸引眼球，也没能登上报纸的头条，就这样被大家忽略了。
最近这几个月以来，由于机械故障和各种灾难，我们的工作进度严重滞后了。一年眼看就要过去，而我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这对我来说尤其艰难，我在智利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读秒”的阶段。即便很难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我也绝不愿意就这样返回伦敦。就算在智利的广阔天地下啃着巧克力棒，也好过憋在伦敦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面吃高尔街广场转角餐厅里的菜豆配牛排。
我们在阿塔卡马已经待了三个星期，我的身体依然没有适应缺氧的环境。一旦观测中心搭建完毕，房间里面就能增压到正常的状态。可是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生活。埃尔文发现我的脸色很糟糕，他要我回到下面的大本营去休息。“再这么下去，你真的会病倒的。”他从两天前就开始不停重复，“如果因为一时大意，你的脑血管出了问题，到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他的担心也不是全无道理，不过让我现在放弃是不可能的。能有机会参与这么宏伟的探索项目，能作为团队的一员操作这些超级设备，这简直就是梦想成真。
入夜之后，我们离开了宿舍。经过半个小时的步行，我们来到了第三台天线的搭建地。埃尔文负责校准设备，我负责将收到的电波记录下来。这些电波穿越太空，从遥远的宇宙传来。仅仅在10年之前，人类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而现在借助这60台相互连接的天线和中央计算机，我无法想象将会有怎样的巨大发现。
“你发现什么了吗？”埃尔文站在金属舷梯上问道，他已经爬到了天线的第二层。
我确定已经回答了他，可埃尔文又问了一次。难道是我答得不够大声？天气太干燥了，声音的传播效果不太好。
“阿德里安，你到底有没有收到见鬼的信号啊？我可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这上面。”
我非常艰难地发出声音，因为太冷了。天气异常寒冷，我的手指已经被冻得毫无知觉，双唇也被冻僵了。
“阿德里安，你能听见吗？”
我当然能听到埃尔文在叫我，可是他为什么听不到我的声音？我还能听到他的脚步声，他正从架子上往下走。
“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他一边抱怨一边走了过来。
他的表情很怪异，突然扔开了手中的工具，朝我的方向跑过来。等他来到跟前，我发现他的表情放松了下来，可言语中仍透着担心和不安。
“阿德里安，你的鼻子正在喷血呢！”
他托住我的头，慢慢将我带起身来。我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坐在了地上。埃尔文取出对讲机，寻求支援。我试图阻止他，不想为此麻烦别人，我只是有点疲惫而已。然而我的双手已经不听指挥，完全不能动了。
“大本营，大本营，这里是三号天线台的埃尔文，请回答，紧急情况（Mayday），紧急情况！”我的同事不停重复道。
我微微一笑，Mayday这个词一般只用在飞机上，不过现在可不是给别人上课的时候。我突然不能自抑地大笑起来。而我笑得越厉害，埃尔文就越感到不安。这已经超过了他的忍耐极限，以前他总是批评我不要如此轻率地对待生命。
我听到对讲机里叽里呱啦地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却想不起这声音的主人是谁。埃尔文还在解释我的情况很糟糕。其实不是，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幸福过，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很美，就连板着脸的埃尔文也是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当晚的月色特别迷人，埃尔文的身影逐渐曼妙起来。再之后我就看不清了，他的声音也变得像棉絮一样轻飘飘，远离了我的耳边。我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嘴在一开一合，就好像小孩子在玩哑语猜谜游戏。他的脸渐渐变得模糊，我正在失去意识。
埃尔文像亲兄弟一样守在我的身边，不停地摇晃我的身体，直到把我弄醒。我甚至有些怨恨他，自从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没能好好睡一个安稳觉，他怎么能这么残忍地叫醒我？一辆吉普车在求救信号发出后的10分钟之内赶到。同事们一定是匆忙穿好衣服奔过来的。他们把我抬回了营房。医生要求我立即撤离。我在阿塔卡马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一架直升机把我送到山谷附近的圣佩德罗医院。医生们让我连续吸了三天的氧才放我出院。埃尔文来医院看望我，跟他一同来的中心负责人表示很遗憾，不得不让“我这种类型的科学家”离开。这样的赞誉令人感到宽慰，让即将踏上回家之路的我不再惴惴不安。最终，我将回到我那间只有一小扇窗户的临街办公室，回到高尔街广场转角的那家餐厅，回去吃那难以下咽的菜豆配牛排。此外，我还要默默承受伦敦同事们嘲讽的眼神，并假装什么也看不见。其实，人永远也摆脱不了童年的回忆。它们就像鬼魂一样，等到你成年以后，时不时跳出来纠缠你。
不管你是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还是穿工作服的科学家，或者是穿着滑稽服装的小丑，童年的影子永远都会跟着你。
回家的路线变得有些复杂，如果取道玻利维亚，海拔会攀升到4000米。我只能先从圣佩德罗飞往阿根廷，然后再从阿根廷飞回伦敦。坐在飞机上，透过舷窗，安第斯山脉渐渐远离了我的视线。我讨厌这趟旅程，对此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非常愤怒。然而，如果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的心情可能会有所改变。
伦敦
笼罩着整个城市的毛毛细雨提醒了我身在何处。出租车奔跑在高速路上，我只要一闭上眼，曾经熟悉的各种味道就统统扑面而来：学校大厅里陈旧的木墙、打了蜡的地板，还有同事们的皮革包和他们被雨水打湿的风衣。
由于在出发去智利之前就没找到房门的钥匙，我现在暂时回不了家。我想我可能把备用钥匙放在办公室了，所以打算先去一趟学校，等到晚一点再回我那个布满灰尘的“狗窝”。
当我到达学院大楼门口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