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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
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 年12 月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
“脏口”编辑同志：读完贵报12 月10 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
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
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
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编辑同志：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
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
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
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
人感到那么熟悉。
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
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
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
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
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
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原载1993 年12 月13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我代表首都 我
代表中国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
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
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
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
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
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
代表中国。
计萍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
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
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
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
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
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
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
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原载1993 年12 月14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2 节 蝉鸣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
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
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
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
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
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
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
上等着客人——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蒙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
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
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
样——”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两兄弟把脸趴
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
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
吗妈妈？”“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叫哥哥？”飞飞歪着头
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
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
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
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
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
姨吗？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
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来，送给你一只。”
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
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
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他蹲在路
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
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
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
它好可怜！”“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第3 节 电梯小姐
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您好。麻
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
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
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
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
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
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
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
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
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
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
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
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
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
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
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
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
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
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
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
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
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 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
人家怎么办？”“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
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
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
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
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
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
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
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
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第4 节 打架
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
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
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
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
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
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
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
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
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
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
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
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
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
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