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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措施，是否过分了点？是非标准是相对的。如果要我在“文革”
时的中国与今天的新加坡作一取舍，当然毫无考虑地选择后者。狮城的政治
气候，禁绝恶声，立言是无希望了，立命倒够空间。嚼不到口香糖，不交女
朋友就是。再说，毒贩杀无赦，确是德政。
龙应台不愿放弃个人自由与尊严，情怀浪漫得可以。在这方面，我和
她“同病相怜”，都是被美国教育惯坏了。1991 年我应聘新加坡大学，未到
半年，就萌去志。想来我和龙女士这种动物，心态颇像赫胥黎小说《美丽的
新世界》中的“野人”。在赫氏的反乌托邦中，不但饥饿、疾病这种种人类
有史以来的大敌一一成了历史名词，连气候的转变，也受到科技控制。人的
脾气与情欲，也可由药物调制。
这端的是美丽的新世界，但浪漫成性的野人却无法忍受。免于饥饿和
疾病的代价是丧失意志的自由。他最后表态说，二者之间他宁可选择饥饿、
疾病和情欲折磨的痛苦，只要他有机会清清醒醒作选择的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按（中国典故大辞典》的解释，“是
指水过于清澈，毫无杂质，以至连鱼赖以生活的物质都没有了，鱼就不能生
活。。。人对于别人如果事不论巨细，一味细察苛求，就没有人和他相处往
来。”如果把鱼譬作书生、丈人，那么赖以生存的物质，得有一些成分是杂
质。一个告诫连篇的社会，只有思无邪辈能生存。不过，新加坡以商立国，
有嗜痴（杂质）之癖的鱼，既然不是社会中坚分子，多一条少一条也不会动
摇国本。
龙应台族类可休矣。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台湾作家龙应台著文
批评新加坡的价值观，不能代表亚洲，引起新加坡人强烈反应，纷投函报章
反驳，并反讥台湾的乱象。是龙应台太偏激，或新加坡人护国心切？10 我
不是新加坡人》，掀起轩然大波，一些新加坡人纷纷投函当地报章批评龙应
台，这些文章中完全没有支持她的论点。龙的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
神经，引起强烈的反应。龙应台在文章中引述新加坡外交部长贾占玛到德国
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并指出，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
话，口气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门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怎么
样。。”，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
价值。文中又表示，即使给她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
政府，她也不愿放弃她一点点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在新加坡人反驳的文章中，有人表示活得和睦幸福，不必龙来指指点
点。也有人认为龙已全盘接受西方价值观，自然对亚洲的事物有不顺眼。更
有人觉得龙的论调太偏激，根本是瞧不起新加坡人。一位作者梅子的文章《我
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更是针锋相对，指出台湾的乱象，如国会的肢体冲
突，是否就是“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
到底新加坡能不能代表亚洲？这是龙文受争议的其中一点，也是令新
加坡人情愤不平的，《联合早报》记者林义明认为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
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
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回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女作家蓉子
也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政府领袖都是有见识及有成就的人，他们向
西方国家传达一些亚洲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对？”诗人陈松沾认为龙应台没
考虑有关国家的民情，龙强调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却没去了解它们的实用价
值。作家黄盛发也说，个人的自由不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商人张瑾云则为
新加坡的严峻法律辩护。她对《亚洲周刊》说：“新加坡是移民社会，上一
代人民的文化素养不高，过渡时期当然需要严厉的立法，使人们就范。”新
加坡人一般生活得安定与舒服，言论是否自由似乎与其他国家的看法不一，
而对自由的定义与范围也引来争议。龙应台表示，她在台湾生长，非常清楚
政府如何能透过媒体、教育、公共政策等种种管道去塑造社会的所谓“个性”，
但是比这些来自政府的操纵更基本，更原始的，她觉得是人的自私。
龙认为，言论限制是一个透明的网，一般人不去碰它就感觉不到“不
自由”。但总会有一些人“长了反骨”去碰那张网而被“电到”，对这些人视
若无睹是没有正义感，而把言论自由这种东西贴上“西方”标签，然后加以
反对，她认为是义和团的作风。
龙应台以尖锐的笔针砭时政著名，她的杂文集《野火集》，其中一文《中
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批评中国人不讲公德心，在80 年代震动台湾，
如今她这把野火竟烧到狮城：1991 异议，只是这些声音新加坡人一般听不
见。
在这场争论中，确有持不同意见的，但这些声音不多。现任东南亚研
究院研究员的王贤勤表示，龙的论点及要求并无不对，因为亚洲范围很大。
他又说，龙虽住在欧洲，但却具亚洲人思想。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者徐本钦也以持平及客观的看法表示，亚洲价
值观并不单一，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价值现就与新加坡很不相同。徐又进
一步指出，某一些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定代表新加坡人的看法与观点。例
如，禁止人民吃口香糖，并不是新加坡人都认可、支持。前新加坡首席部长
马绍尔就公然表态，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而生孩子的问题，
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政府干预他们的切身问题。
新加坡人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但显然他们凝聚一个更强的共识，去
追寻东西方社会越来越缺乏的社会稳定与生活品质，但也势须在社会的主旋
律中去包容不同角落中所响起的杂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为何只有一种声音？台湾作
家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联合早报）转载后，引起读
者热烈批评，针对她这篇文章所引起的反应，龙最近接受《亚洲周刊》专访，
以下是访问摘要：你对《联合早报》转载你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很高兴，
显然编辑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引起一些反省和讨论，但他们还是应该事先取得
我同意。
它所引起的反应，在我意料之中，但令人失望。近十篇反应中，不是
热血的辩护就是怒目攻击，反省与就事论事的讨论没有一篇，我不仅要问，
为什么只有一种声音？新加坡人自己也该觉得奇怪吧！
你对冯焕好等人的来函内容有何反应或反驳？有些作者由我的文章引
申为台湾对新加坡的不满。对不起，我不代表台湾人，只代表自己，在台湾，
有许多人欣赏新加坡的价值观，譬如《天下》杂志，同时也有许多人持相反
看法，譬如我。两种看法都属于一个多元的社会，谁也不代表谁。
有些作者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起而攻击台湾社会：国会打架、未婚妈
妈。。这是基本逻辑的错误。我批评新加坡，和台湾扯上什么关系？台湾有
台湾的问题，我对台湾的批评要比对新加坡严厉得多，但并不是这篇文章要
谈的事。
我不苟同一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可以代表“亚洲人”。如果日本首相大刺
刺地与西方对话，且口口声声“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我的反应会更
强烈。如果中国大陆的总理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他也少不了“大汉沙文主
义”的嫌疑。
不以一己的价值观代表他人，是对异己文化的尊重，我们同时也要对
抗西方人对亚洲的刻板概念化，当新加坡人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时，
他其实强化了欧洲人的传统偏见：“欧洲人”尊重自由，“亚洲人”强调集体。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那些差异会破坏他对亚洲人
的整体刻板概念。
当欧洲人体认到日本人与中国人，新加坡人与印度人之间存在着重大
的文化差异时，我们才能说，东西的了解向前跨了一步（假定亚洲人也体认
到挪威人与葡萄牙人有多么不同）。
至于自由不自由这个问题，因为太复杂，不是我那篇短文想讨论的题
目。我只是提出个人的立场：新加坡这种自由不投我所好。只是当新加坡人
振振有辞说：“我有阅读、写作、发言和出版的自由。。”时，我不得不问：
“是不是所有的新加坡人都和他一样有那样的自由——包括与政府或与社会
主流持相反意见的人？”如果他们没有，你是否太自私了？为什么你认为新
加坡部长不应以亚洲人的代表自居，跟欧洲人比较文化价值观？我觉得新加
坡部长可以“新加坡人”的身分很理直气壮地教训欧洲人，让欧洲人听到直
接的、不客气的批评是件很健康的事情。我只是反对他将亚洲人一元化、集
体化，同时在这里提醒他，南欧人比起北欧人，更高度重视家庭、族群与集
体。欧洲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新加坡试图和强势西方文化作平等交流，值得鼓掌支持，可是前瞻少
不了自省，开拓者更不可缺兼容并蓄的大胸怀。民族情绪，爱国激情，没什
么用的！
中国大陆不少领导人常称赞新加坡的成就，并当作是学习榜样，你有
何看法？不只大陆，台湾也有政治人物称赞新加坡为好榜样。大陆的我管不
着，台湾的就使我戒慎恐惧，如履薄冰。台湾是从极权政体下走出来的，牺
牲多少人才有今天这一点自由保障，政客希望造成的逻辑很简单——“自由
造成动乱，安定需要集权”，人们一旦接受这个简化的逻辑，政客就有权力
的基础。
在我看来，任何简化了的“真理”都是危险的。
美国籍的一位学者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他最近撰文批评新加坡
的司法制度不够超然，引来警方人员调查。可能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名。你对
这件事又有何看法？你想如果我今天住在新加坡，登门按铃的将是谁？（原
载香港《亚洲周刊》1994 年11 月号）
第1 节 我的十年回首
1997 年正月，欧洲大寒，冻死了许多流浪汉。在俄罗斯边界和阿富汗，
仗继续打着。
不知其数的人死于沟壑，暴尸荒野。我们这些存活的人等着看1997 年
的徐徐开展。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踏着钢铁的步伐进入香港，结束一
百五十多年的西方帝国主义的统治，开启另一页不可预测的历史。这一年，
是台湾解严的十周年纪念。
纪念？也许，但若说庆祝，许多人或许要反问：庆祝什么？与十年民
主如影随形的是官商勾结、黑道横行、权力斗争。对台湾这个社会，十年回
首，我们究竟进步了多少？从威权政治走进民主，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当旧
的价值一一解体时，我们是否还有某一个共同的信仰？我很想问问我的同代
人。
台湾的社会是否较十年前“进步”，恐怕没有人敢贸然回答，因为，嘿，
什么叫“进步”？人民的政治权力显然多了，但是行政的品质是否较从前为
高？治安是否较从前为好？生态环境是否较从前健全？遭受外侮的恐惧是否
较从前为低？答案恐怕都是：不见得。
然而对这个问题感觉困惑的当然不只台湾人。1989 年冷战结束之后，
欧洲人以为日子将从此美好，却发现，在冷战中至少部落间的仇恨之火也被
冻结，在自由的时代中却一一引燃爆发。一个西欧人固然不敢轻率说出“进
步”二字；一个东欧人，面对冒着烟的断垣残壁和有了自由却又买不起汽油
的生活，只能叹一口气吧。
人类的进步，不论是科技发明或思想制度的创新，极少没有副作用的，
而副作用的危害往往抵消了或甚至超过了“进步”的正面功用。20 世纪的
我们所目睹的许多灾难都和“进步”有关：医学发达导致寿命延长、人口膨
胀及饥馑问题；对俄罗斯和前南斯拉夫而言，冷战后的自由使他们陷入大混
乱，因为人们无力承担自由所相对要求的责任。仅只翻阅20 世纪，我就难
以相信历史是一条“进步”不断的直线发展。
从80 年代的直接参与到90 年代的距离观察，我在台湾这个民主实验
室中看出了一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没有一件不是前人已经体验过的。自
己蜕了一层皮才认识的“真理”，其实只是历史的老生常谈；然而亲身“悟”
出来的道理当然不是历史可以传授的，譬如一个孩子必得手指被火烫过、痛
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 年代，才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