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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才确切明白火和烫的真实意义。
有了90 年代，才发觉80 年代是多么单纯的敌我分明的时代。敌，就
是那个专制政权；我，就是所有反对强权、追求自由的人。压抑已久的社会
也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我们要民主；但是当民主真正到来时，我们似乎都傻
了眼。在新的组合里，原来专制阵营中出现了高喊民主自由的人；原来反对
阵营中，一旦掌有权力，就出现了行事独裁的人。原来千夫所指、万民唾弃
的国民党“老贼”突然显得高风亮节，因为民选出来的新一代“国会议员”
贪婪无厌、粗鄙不堪。究竟谁是我，谁是敌呢？傻眼的同时，我们理解了原
来当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统治政权；民主之后，敌人就在“我”的身边，
好大一串：财团形成利益团体收买政客，政客为了巩固选票结合黑道，黑道
为了充实地盘贿赂地方官吏，地方官吏利用职权勾结派系。。，一切，都在
民主的旗帜下进行；而由于民主的结构，这一切都经过了“我”的默许与合
作，我，就是自己的敌人。三分之一的民意代表有犯罪前科，老百姓应该义
愤填膺吗？什么义愤，什么填膺？他们全是“我”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出来
的。义愤填膺就是自打耳光。
这种讽刺，哪里是当年关注民主运动的我们所能预见的呢？可是严肃
的历史剧演变为荒唐闹剧是有前例的。1912 年1 月1 日民国成立，孙中山
意气风发：“。。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
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
之速也。”十一年之后，他有了新的体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
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堕废，乃生无数专制
一方之小朝廷。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使国人遂疑
革命不足以致治，吾民族不足以有为，此则目前情形无可讳者也。”“革命不
足以致治”，能破未必能立，能反对不见得能治国，这个教训我们在台湾的
民主实验中亲身经历了。为什么反对者——我指当年向威权政体挑战的知识
分子、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一旦掌有权力，却不见得更有能力？这种情
况在今日东欧几乎是个定律。我想和反对者的本质有关。
我们在80 年代抨击国民党时，很少人说是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决策或交
通政策、教育政策不够完善而加以反对。我们所反对的不是那个体制没有效
率，而是那个体制没有正义。当然，很可能没有效率的体制也必然没有正义，
但重点是，有没有效率是实务问题，有没有正义是道德问题；而异议分子，
不论是纯洁的理想主义者或不怎么纯洁的政治野心家，往往倾向于以道德诉
求作为夺权的基础。“吊民伐罪”也好，“替天行道”也好，都是从道德出发。
革命成功之后，反对者，尤其是遭受过迫害的反对者，头上便有一围
道德光环。
然后问题就紧接着出现了。如果从前最迫切的是有没有正义的道德问
题，那么现在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有没有效率的实务问题。头上有道德光环的
人却不一定能处理经济政策、交通政策、教育政策。
而最严重的挑战还在于，凡有道德光环的人都容易有道德洁癖：我纯
洁，你肮脏，因此我正确，你错误。在抗争强权时，他也许曾经是那纯洁的
正确的，但是在改变了的环境里，他不一定仍旧是那纯洁的正确的，可是多
年来他已习惯地信任自己的纯洁正确。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访台，让台湾人充
分见识到他作为工人革命家的魅力，但是今天波兰人提到他时，却要面露轻
蔑地说：“哦，那个傻瓜呀！”他们觉得瓦文萨的反对者魅力和工人知识已经
不足以应付庞杂深奥的国家难题，但是瓦文萨对自己仍旧信心满满。
反对者是不是有能力走在社会的前面而不拖在后面？反对者是不是保
留了批判力，像从前检讨别人一样地检讨自己？他是否不因权力而腐化，不
为夺权而堕落？在短短十年中，我们所目睹的“议会现形记”、官场中俨如
宫廷政治的权力斗争和交易，以及知识分子的轻易收编等等，显示的是反对
者文化素质和能力的薄弱。“革命不足以致治”，唉，何其真确！
至于“民族不足以有为”，则未免妄自菲薄了。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
1994）在50 年代观察欧洲在战后所建立的摇摇摆摆的民主时，曾经提出过警
告：任何民主形式，如果缺少了固有传统文化的支持，都是空的。民主只是
原则，如何实践则必须看一个文化本来的传统是什么性质。
台湾的选举热热闹闹开展时，我常在乡下看见同乡会和宗亲会的拉票
活动，不能不想起波普的话。民主的形式我们是赢得了，但是它与我们什么
样的文化传统结合而实践呢？布袋乡的人选布袋乡的，姓李的选姓李的，歪
嘴的选歪嘴的。哇，传统文化果然决定民主的实质内容！在这种结合下，十
年中所选举出来的民意代表有杀人不眨眼的黑道，有偷鸡摸狗的窃贼，有偷
窥女人内裤、口说脏话的下流痞子和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的土霸王；自由选
举出来的总统费尽心思打击异己，扩充自己的权力。你和我，觉得惊讶吗？
在十年实验中，我对“民意”这个东西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威权统治下，民
意受到压迫和扭曲。依照“凡受压迫的都是崇高的”这个定律，民意也戴着
道德的光环，成为民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政治人物以民意为武器打击对
手，社运人士以民意为后盾推销理念，报纸老板以民意为理由废掉副刊。在
民意的统治下，不同意见的声音自动消音；这是个民主时代，民意至上的时
代。
太奇妙了。在强人政权下，反对蒋家王朝、推动闽南语、鼓吹女权运
动、赞成同性恋等等都是被压抑的声音。民主之后，这些被长期压抑的声音
一一跃为主调，很好，可是在同时，不合乎主调的声音却变成了新的被压抑
者。民意张开一张“政治正确”的大伞，没有多少人敢大声地赞美蒋家父子，
敢大声地支持两岸统一，敢大声地批判闽南文化的新沙文主义之可能，敢大
声地批评女权运动或大声地宣布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让我暂用“自由”和“保
守”这两个并不精确的字眼。如果说十年前是保守派当道的日子，自由派受
到打压，那么十年后便是自由派掌权，而保守的言论受到抑制。我们从“什
么都不可以”的时代走进“什么都可以”的时代，而反对“什么都可以”的
却不可以。
换了一批人，换了一套思想作为主流，可是压抑异议的机制依旧。只
是这一回，压力不来自一个强权政府，而来自一个强权的“民意”。不，这
不是我在80 年代所想象的公平开放、理性辩论的民主环境。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
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
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
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
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信息，因判断力
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做假的空
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历史上的例子不
胜枚举。希特勒是靠着民意上台的，美国南方当年歧视黑人的法令是基于民
意而写成的，义和团残杀外国教士时，旁观的常有喝彩的乡民。民意如果不
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
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
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
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
“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威权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
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
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
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此其三。
我可从来没有想到，在80 年代鼓吹民意至上的人到了90 年代竟会谈
起民意的危险来；时代真的变了，问题也换了一套。如果反对者从前的责任
是挑战强权，热辣辣地批判，他现在的责任可能是做那客观而理性的“少数”，
不哗众取宠，不被主流收编，对盲从性极高的“大多数”提供一个冷冷的声
音。我的同代人不知以为然否？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
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
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力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
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
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质不够成熟，不够
健全。太着急，大概也不必吧？想想，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两百年前，而我们，
毕竟也才只是十年罢了。但是一步一个脚印，不愧对历史。
第2 节 反省之可疑
有许多似乎大家都已同意的结论，深思起来，其实可疑。
只要提到战争责任，不论是大陆人、台湾人或香港人多半会走到一个
结论：德国人懂得反省自责，日本人死不认错，民族性差别甚大。
表面上在客观地谈民族性，真正蠢动的是中国人对历史不平的愤懑，
像余烬在冷却的壁炉里兀自闪着火光。
我对这个简单的对比非常怀疑。在“日本人不知反省”这个论调里，
有多少是客观的现象，有多少是我们主观的认定？身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日本政府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出”，并且为之义愤填膺，但是有
多少人知道家永三郎为了教科书这种改动而控告日本政府，诉讼锲而不舍进
行了一二十年？我们也都知道哪一个日本官员又到靖国神社参拜去了，并且
为之大大抗议，但是有多少人注意今年4 月发生在日本爱媛县的事情？爱媛
县政府在1981 至1986 年间，每年由公款支付靖国神社大祭的“玉串费”和
慰灵大祭的供物费。爱媛县民认为这种公款支出违背了日本宪法二○·八九
条“政教分离”的原则而对县政府提出控告，要求退回公款十六万六千日圆。
案件经过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到最后最高法院法官以十三比二的
比例判定爱援县政府违宪，必须抽回公款。
钱的数目非常小，但是判决的意义非常大。显然日本人也有很多种：
有人借着靖国神社的慰灵来闪避与历史的尖锐面对，也有人不为靖国神社所
代表的民族意识所惑，坚持政教的分离；然而为什么中国人只记得前者而忽
视后者？这种有选择性的记忆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人的主观意愿？选择出来的
细节当然是片面的，它究竟证明了“日本人不知反省”或者只是加强了我们
对日本人原有的成见？司马辽太郎的《台湾纪行》令人反感有一个重要原因：
在他笔下，好像所有台湾人都是精通日语、怀念日据时代、喜爱日本文化的。
我们知道那只是台湾人的一种。司马缺少一个文化观察者不可或缺的警觉：
他的采样选择是否受他主观情感和意愿的影响？他的采样有多大多广的代表
性？当我们说“日本人不知反省”的时候，我们的采样是否客观？我们在说
哪一种日本人？这一种日本人在他的整体社会中占多大比例？除了家永三郎
和爱媛县民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个人或团体不同意官方的历史观？他们又有
多大影响？我们是否充分认识日本社会里的多元性？也许日本人不知反省是
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能切实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能骤下断语。毕竟
方法如果不周全，任何结论都是可疑的，不是吗？“德国人懂得反省”又是
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呢？我觉得不那么简单。
对第一次大战的战败，德国人的反应是屈辱与不平。后来希特勒的崛
起与战败德国人希望重新振兴国威的心理很有关联。二次大战后，所谓反省
也要等到60 年代末学生运动开始向传统挑战之后才能展开。也就是说，日
耳曼人对战争的反省与其说是民族性所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