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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
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
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
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
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
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
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
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
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
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
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
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
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
致品位的市场？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
扎实的副刊来？——3——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
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
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
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
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
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
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
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
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
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
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 年还
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
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
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
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
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
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
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
——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
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
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
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
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
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
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
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
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
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
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
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
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
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4——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
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
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
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
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
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
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
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
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1989 列德国顶尖知
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
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
响力因而极大。
《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
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
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
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
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
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
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
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
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
面的诗和诗评？——5——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
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
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
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
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
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
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
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我倒觉得
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
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
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
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
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
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
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
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
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
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
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
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
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
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
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
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
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原载1997 年9 月17 日《文汇报·笔会》）读者来信编辑朋友：你们
好！
《笔会》推出龙应台《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一文第注节 ，
读后真解气，眼前豁然明朗。
作为读者，我不是报人、编辑，也不是文化人，对这篇文章说三道四，
似乎与自己市井小民的身分“不搭界”。不过，这篇文章确实给读者及副刊
编辑、撰稿人及专家学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空间。故，斗胆建议，此文应
该收入九七笔会文粹集中。
这篇文章说它好，是有益于《笔会》改革之借鉴。读者企盼《笔会》
能成为报界雅副刊而异军突起。这面旗帜能扯起，将云集一大批中华知识精
英。。近年文化界、新闻界等方面亦喊“改革”，并标榜自己这个圈子“深
化改革”取得如何如何的成就，云云。殊不知读者并不买这个账，不会去上
当受骗的。唯一抵触，就是不读不看这些讲空话、讲假话、十足新八股味道
的陈词滥调。读者这点自由确实运作得不错，他们决不会从牙缝中省出那点
钱去买脸色看，甘受愚弄。
《笔会》之所以在全国报业中影响极大，是因为它的品位高，高品位
来自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构成的独特的文风。下一步，《笔会》能做到龙应台
文章中阐述的那样，将是更大的进步。真正做到开副刊改革之先河，一定会
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这一天目下看来似乎遥远，不过，《笔会》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刊登
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真正的读者确实看到副刊复苏的希望之光在闪烁，为之
兴奋，为之欢欣鼓舞。
唉，有点自作多情了，说这些干吗？《笔会》编辑同仁比我们站得高
看得远。
由衷地感谢《笔会》把这篇好文章奉献给读者。
今晚是农历八月十六，人们还沉浸在中秋佳节的喜庆氛围中；可是室
外下着雨，很大很大，看不到月亮；然而，灯下无聊乱翻报，一轮皎洁的明
月从心中升起。。《笔会》给了我欣慰和温馨。
袁政煜注：（有什么副刊，就有什么社会）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时
题为《脑力激荡的磁场——谈副刊》。
如果没有龙应台——冰清提起龙应台，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她的《野
火集》、她的《龙应台评小说》、她的对于台湾社会及文坛的种种抨击。。然
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她的文章愈来愈练达，风格愈来愈成熟，，思想愈
来愈深刻。
她对待惯存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能够透过生活表层，揭示出文
化的内蕴，如《论公共空间之必要》（载于《笔会》1997 年12 月18 日）对
世俗观念造成的弊病及陋习，予以大胆地、无情地揭露，她肯定人的自我价
值，强调人在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像《脑力激荡的磁场》（载于《笔会》1997
年9 月17 日）；读她的文章，你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不凡的气势、战斗的精
神及洋溢着的英雄气概，其文字简洁有力，思路清晰，不蔓不枝，那酣畅的
文风，精湛的笔触，饱含的哲理，每每披读，都令人沉浸其中，欲罢不能；
她将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理性思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提炼出人或思之、
却未言之的思想结晶，表现了一个为文者所背负的责任、道义与使命；她的
说教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亦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之上，
以深思熟虑的思索作前提，引发出关于时代、历史、民族、文化等种种启人
心智的道理、结论或识见。
龙应台作为学者，其文章涉及古今中外，诸如哲学、史学、文学、宗
教等多门学科，以学识见长；作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