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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知道，那美国老太太在接受她的眼神、感觉她的身体语言、倾听她带着腔
调的英语之后，自以为是地下了注解：“她好像有病。”敲敲脑袋。
从上海翻印到美国的张爱玲显然成了一本老太太完全看不懂、甚至走
样到认不出来是书的东西。张爱玲在中文世界里的存在意义，一旦进入美国
老太太的眼中，就简化成“她平日不太出来，偶尔外出，都是在晚上出门去
超市买点东西什么的。”她哪里能想象，这个“好像有病”的亚洲老女人在
初到美国时，曾经感叹：“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
是因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只要有。。所谓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像
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与胡适
分手时，两人望着有雾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还年轻、刚刚离开
中国的张爱玲写着，“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
不开。”到了美国，繁华似锦的写作就整个枯萎。悲风从十万八千里的深处
向她吹来，她显然不得不以沉默回答。
管公寓的美国老太大将张爱玲看作精神病人，我想，只是因为她不认
得属于张爱玲的“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罢了。
你哪儿都不在张爱玲的沉默或许不该叫沉默，该叫失语。沉默还是自
己的选择，失语则纯属迫不得已。
卡夫卡的人醒来发觉自己变成了虫：他，它，和周遭的世界突然断了
沟通的可能。当他以虫的形体——以虫的眼神，虫的身体动作，虫的声音—
—与人类接触时，人，哪里认得出深藏在他意识中“民族回忆这样的东西”！
一旦变成异类，虫再努力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一种能将自己的回忆与他人
共享的语言。人的灵魂裹在虫的外壳里，他便只能和自己交谈。
有家归不得的诗人杨炼从一个陌生的城市迁徙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
走在街上看不懂街的名字，听不懂人的话语；和他擦身而过的人们没见过他
那样的眼神，也不理解他的语音。
人来人往，摩肩接踵，与他却好像幽明两隔的世界。“因为你的头发、
皮肤和眼睛，你应当是幽灵，每天，出没于没有你的街上，避开一排排蓝色
的实体的人们。因为你的语言，你沉默，沉到最深处时，让自己消失。”失
去语言，因而失去自我，失去存在的实体，杨炼因此体认自己已成了“鬼”；
鬼，在城市与城市间飘浮，冷眼旁观（和虫一样，鬼也是个它，只能旁观），
旁观“意义”这个东西的彻底消灭。
有海，可港口对你毫无意义。有街道，可脚步对你毫无意义。。窗口，
有什么意义？看，有什么意义？你向镜子发出邀请，最后一次自己作自己的
客人。。你知道自己已被埋在黄土下。。回哪儿去？黄土下无所谓异乡，也
不是故乡，你就坐在这个从来没有你的地方，你哪儿都不在。
你哪儿都不在，人们对你视而不见。放逐者就是那失去语言的人。
贫血的向日葵迁徙他乡不见得就是放逐，因为放逐不是身体所在的异
动，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改朝换代时闭门读书的人，虽然足不出户，是典型
的自我放逐；乘着五月花号驶向“美国梦”的人，即使飘洋过海，却未必能
称为放逐。所谓放逐，必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远离中心和自身存在意义的边
缘化。放逐中的人是一株不由自己的向日葵，微仰着贫血的脸孔，节节转动
朝向一个太阳——那十万八千里外的客观上存在或者早已不存在的中心。那
个中心，有许多的名字：民族记忆、旧朝天子、血缘文化、母语故乡。。张
岱年轻时极爱繁华，好精舍美婢，鲜衣美食，华灯烟火。五十岁那年明朝覆
亡，他“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布衣蔬食，常至断炊。。，
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份隔世之感，和杨炼幽明断绝的鬼语无宁是
一种跨代的呼应。“身虽死泉下，心犹念本朝”的张岱选择作为一个永远的
边缘人。
可是没有边缘，又哪里有所谓中心？每一场或大或小，或急剧或和缓
的改朝换代里，都有一群人跃入中心，另一群人退居边缘。半世纪前国民党
来到台湾，大陆人掌握主流，台湾本省人销声匿迹。在日据时代家庭小康、
刚想在文坛上起步的叶石涛，突然发现，受日文教育、不能以汉文写作的他，
竟然成为自己国家里的外国人。“50 年代，我是彻底的旁观者，因土地改革
而失去土地的没落地主家庭，变成日无隔宿之粮的穷苦人家。。，我的文学
生命似已结束。我被社会所遗弃。。。经常住在被一片广大的甘蔗田所围绕
的农舍里，靠酒精炉烧饭煮菜，晚上点油灯。。，这样度过了被人践踏，爬
在泥土上的苦日子。”有趣的是，那掌握主流的大陆人啊，竟是另一种边缘
人，你看余光中的诗：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
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
密西根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十七年未展中国的眼睛饕餮地
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多愁善感的诗人在动乱中来到
小岛，他马上化为一株向日葵，引颈望向失去的中原。乡愁不经意地成为诗
人创作的源泉，但是时代对叶石涛那一辈人就比较寒冷；那些无法从失语症
恢复的人，就自边缘坠落至遗忘的深谷，不再被人记得。
哈，托玛斯·曼！
写作人最恐惧的噩梦，我想，可能就是被人遗忘，被自己在乎的人遗
忘。
托玛斯·曼初初流亡美国的时候——那是1938 年，他的德国被纳粹占
领——他是多么的充满自信。美国记者问他，放逐是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他回答：“WoichbinistDeutschland． ”我托玛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
儿。
够狂吧？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流亡，他也不会变成边缘人，因为他托
玛斯·曼本身就是中心，不管他在哪里。
在1938 年，膜拜他的美国读者和曼自己恐怕都相信他的沉着与自负；
毕竟他才在1929 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可是历史转动的力量可能总要大于个人的意志力，即使是一个伟大的
人。曼的英语并不十分好，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文化的成品。随着年
月增加，他对美国的疏离感越来越深。在一次欧洲之旅结束后回到纽约，海
关的美国官员问他是否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托玛斯·曼；是的，我就是。兴
奋的美国人说：“Welehome！ ”欢迎回家！
曼给赫曼赫塞的去信描述了这一段，然后说：“家，是什么？我早就不
知道了！”还没回家十天，他又写着：“我喜爱这房子和花园，但是要死吧，
我还宁可死在瑞士！”为什么要死在瑞士呢？后来我们知道，因为瑞士是个
属于德语文化的国家。曾经有人将托玛斯·曼和法国的PaulClaudel 比较，
说曼受美国的礼遇，他的流亡生涯未免太舒服了。曼辩道：“我的日子也许
过得不错，可是他的际遇比我好：他仍能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被人
以原文阅读；而我的作品呢，只是一个译本，影子一样的存在，而且我的族
人连一行都没读过。”托玛斯·曼对自己小说的英文本毫不在乎；德文版要
出现时，他却字字计较，坐立难安。
托玛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埋葬在瑞士，在德语的氛围里。哎，不是说，
你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吗？为什么又苦苦赶回来的路？巨大如托玛
斯·曼，竟然也是一株向日葵啊！
回家托玛斯·曼无法以美国为家，但是他幸而有个瑞士；他的墓志铭
总算刻的是德文，唯一能够传达属于他的“民族记忆”的文字。和他一样运
气较好的，是余光中。“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的余光中以及他的同侪
（托玛斯·曼的血系中有一条莱茵河的支流），也在不经意间找到了他们的
瑞士。诗人从美国回到台北的厦门街；“回来多久了？”菜市场里发胖的老
板娘秤着白菜问提篮的妻，跟班的我诗人大概心里暗暗一惊：这一切，不就
是所谓的家吗？当外面的世界全翻了身。。唐山毁了，中国瘦了。。只流下
这九月静静的巷子在熟金的秋阳里半醒半寐让我从从容容地走在巷内。。即
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
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
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
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
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
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
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
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
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
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
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
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
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
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
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
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
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
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
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
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
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
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
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
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
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
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
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
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
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
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
——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
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
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
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
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
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