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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
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
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
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
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
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
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
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
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
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
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
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
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
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
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
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
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
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
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
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
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
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
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
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
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
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
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
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
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
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过度简化地来表达，
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
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
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
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
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
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
南大学李小江写过：“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
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
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
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
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
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
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
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
析》，《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
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 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
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
国平均每6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 人中就有一个
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这又代表了什么？曾
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
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
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
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
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
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
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
的伤痛？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
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
很久没出去了。。”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
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
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
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
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
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
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 年3 月3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
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
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么能嘲讽他们？”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
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
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我答
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
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
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
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
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
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
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
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
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
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
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
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
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
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 邀我上
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
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
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
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
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
与预设立场有关吗？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
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
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
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除了我之外，BBC 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
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
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
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
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
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
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
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 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 的总
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
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
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
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我太吃惊了。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
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
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
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做‘上海男人’
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
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
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看看
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