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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1975 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
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
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
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
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
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
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
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
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
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 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
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
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
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
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
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 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我不能够给
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
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
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
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
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
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
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
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
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
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
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
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
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
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
如此相像？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 世纪的中
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
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
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
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 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
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就说是
某一年的2 月26 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
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
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
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
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
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
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
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
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
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
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
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
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
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
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
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
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
等着。
（原载1998 年2 月26 日《文汇报·笔会》）
第1 节 吵架
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
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
——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
又是外国的地方。
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
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
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
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
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
别的需求，不是吗？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
客多半是德国人。
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
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
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
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
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
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
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
“怎么啦安安？”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
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
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
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
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
对？”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
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可
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哦！孩
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
怯怯地说：“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我想了想，亲了一
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
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
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
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
声地回答：“没看见。”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行李非常
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又是我吗？“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
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您要我带着两个孩
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你
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
生气！
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
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
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同志，
这叫什么菜呀？”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
冷冷地说：“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
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
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
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那该怎么称呼呢？”
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
前，说：“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
说：“学了再来。”“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你晚上来，
我教你。”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牵
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这样子对待外地人，
您真丢北京人的脸！”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跟
我去市场吗？”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我很想去，
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吵架？我惊愕地
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你
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原载1993 年
10 月31 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 月10 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北
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
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