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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带到机场的那些最好的书籍、书画，就这样被留了下来，说我们先飞到青岛，东西让飞机回头再带。可是飞机到了青岛，红旗已经挂起来了，再也飞不回去了，多少好东西，就是这样扔掉了的……」
「后来，那位小挎奶奶，一直跟着你们么？」
「我们从青岛，先折回到苏州。小挎奶奶一直跟我回到苏州，就留在了苏州老家。小挎奶奶随身带了一个重重的包袱。到了上海我大姐家，我说：『你打开包袱，让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宝贝。』她打开来，都是一些破衣服，还有刷窗的刷子——因为出门前正刷着窗，她就把刷子也带过来了。逗得我哈哈大笑。」老人脸上溢满了笑意光彩，「汉思跟着我回苏州小住了一阵，南方也已经乱起来了。转眼到了四九年一月，我们从苏州出来，托人到南京办手续——按说我要跟汉思去美国，要办护照、身份什么的——可是南京已经不行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帮我们办手续的人，原来他已经从南京逃出来了。他叫郑泉白，扬州人，与丁西林是朋友，曾经到德国留学的水利工程师。记得他受过伤，有一条腿是义腿，他德文很好，国学也很好。对了，我画的那幅章士钊等很多人题咏过的《仕女图》，就是打仗的时候，在重庆大轰炸时，在他家画的。他的办公室连着防空洞，我在重庆时总是上他家去躲警报。他当时在中央研究院水利工程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和他们在一起。傅斯年脾气很坏，人家把东西堆在防空洞门口，他就大骂。我当时的上司是陈立夫，教育部长，他平时在青木关上班，有重要的事情才到重庆的办公室去。那时我在他手下的音乐教育委员会做事，平时就跟丁西林、郑泉白他们玩在一起……」
老人又散漫地说了开去，我却还惦记着小挎奶奶的故事。
「小挎奶奶呀，总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当时二十一二岁，后来她就留在我们苏州家里做事，跟他的丈夫也团圆了。我走那天，我要吃一顿饭才上船，她要送我，我不让她去，她说她没看过大船，其实是找个理由，坚持要去送我。她看着我上船，就哭了，哭得很厉害，」老人敛住了笑容，「那以后，我和汉思就从上海上的船，到了美国。」
窗外一抹雪后初阳。老人轻轻结束了这个异国鸳鸯逃离战火的故事。「这是一个抱着一部《四部丛刊》去国弃家的中国女性。」我心里头，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浮起这句话。其实，那部《四部丛刊》，是李新乾日后为她寄到美国去的。深深留在我视野屏幕上的，还有那位手脚麻利的书店伙计和那位「小挎奶奶」，在乱世中与「张家四小姐」命运相纠结的素朴身影。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十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D！」
张充和谈美国岁月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充和与她的美国夫婿傅汉思，在上海港上了「戈顿将军号」（General Gordon）海轮，前往美国，开始翻开她多彩人生的新的一页。
「刚到美国的时候，因为汉思父母家在斯坦福，我们在他家住了一阵子，后来汉思在伯克莱大学找到事情做，我们就在附近的伯克莱安居——哎，你今天不赶着去上课吧？」张先生顿了顿，缓声向我探问。往常探访老人，我总是把叙谈的时间掐在一个小时左右，谈完一个话题就及时收止。主要是不想让老人太累，完后我再赶往学校去上课。但我见老人今天谈兴很高，便告诉她：「时间还充裕，只要你不累，我们可以顺着话题往下聊。」
张先生在沙发上换了一个坐姿——老人从来都是坐姿端庄、仪容端整的，向我娓娓道来——
「汉思的博士念的是诺曼斯语研究，可是回到美国他就不想再做诺曼斯语了，他想转向中文。赵元任他们那时候正在伯克莱，也很鼓励他。可是你知道，他已经有一个Ph。D了，要转一个专业方向，没那么容易啊。」老人眯缝着眼睛，好似回到了那一段筚路蓝缕的岁月，「那时候我们生活很穷，没什么钱。汉思在伯克莱一直是做part…time（兼职），他的工作也不属于中文系，有时教教中国历史，有时编编刊物——编一本叫《中国史译丛》的刊物，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九，整整十年，汉思都没有一份full…time（全职）的工作。」
「整整十年？可真不短呀！」我感叹着，想起自己在美国大学求职的经历——前后骑驴找马地花了六七年，已经觉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了。
「我那时候在伯克莱的图书馆做事，倒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我知道他就卡在一个与中文有关的学位上，就说：『我做事吧，你再去读一个中文的Ph。 D！』」老人的语气变得短促、坚定，让人想起这位「张家四小姐」因为自小离家而养成的那种独立、执著、自助自强的个性。「我在伯克莱图书馆，做了八年全职的图书馆员。汉思后来申请上了哈佛的中文博士课程。他在哈佛的朋友很多，也很了解他，都知道他本来就拥有博士学位，就说，『很多课你都不必修了，你就多写文章就行了。』一九五九年，汉思在斯坦福拿到第一份正式的教中国文学的教职，我们便在斯坦福待了两年。那两年我就不做事了，孩子还小，需要照顾，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
（左）傅汉思（1916—2003） （右）傅汉思与胡适
「你的两个孩子……」我正要开口询问，老人接过了话头，「我们两个孩子都是抱养的。男孩子在伯克莱的时候抱过来，那时才刚出生，今年整五十了。到了斯坦福再抱养了一个，是女孩……」
老人忽然沉默了下来。我知道，在美国，照料孩子，一般是请不起保姆阿姨的。这位从小就在「干干」（奶妈）和保姆怀里长大的「张家四小姐」，在异国异域与夫婿一起白手起家，抚育教养一对儿女，其间经历了何等的艰辛，老人却没有多言。我本来想问她：在那些日日面对尿布奶嘴、柴米油盐的艰困琐屑的日子里，你还能花心思在书法、昆曲和诗词上么？话未出口，又觉得多余——前面不是刚刚还谈到，胡适喜欢到她伯克莱的家中写字；《曲人鸿爪》的第二集，不都是那一个时期度曲、唱曲的留痕么？
「汉思是一九六一年到的耶鲁。耶鲁一开始给他的就是副教授的职位，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安定下来了。一晃眼，在这里也住了好几十年了。」 张先生环望着眼前的老宅，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我知道，在美国大学，副教授一般即是终身教职，往往需要熬六七年时间才能得到，耶鲁对此的要求更高。显然，汉思在那时候的学术成就，已经让校方「另眼相看」，并且很快，就升任正教授也即终身教授了。「我在耶鲁又恢复了做事，一直在他们的美术系part…time（兼职）教书，主要教中国书法，一直做到七十岁退休。还不时被耶鲁博物馆请去，帮忙给他们东亚部做事。」
一九八○年代，傅汉思、张充和夫妇与到访的何兆武教授合影。
耶鲁校园掠影
耶鲁校园的大钟楼
我提出要求：「给我具体说说汉思，说说耶鲁这一段的生活吧！」
「汉思的朋友多，人缘好，从来就没有什么复杂心思，」老人微笑着接过话题，「你欺负他，他也不知道，我就常常欺负他……」
我笑问：「你怎么欺负他呢？」
「他性子慢，我快。他一慢，我就急，俩人倒也没吵过什么架。可是说来也奇了，」老人笑眯眯地比着手势，「他性子慢，可比我的事情做得多；我比他快，可做的事情反而比他少，你说怪不怪？他不爱说话，闷头闷脑地做事。他对中国历史比我还熟，文章写得很多，做出的事情，一件就是一件地摆在那里，让我不得不服气。」
老人的语气里略带调皮，让人想起她个性的多面：娴静里不乏活泼，恬淡中藏蕴着锋锐、主见。
「在耶鲁这些年，我有两位很要好的朋友。一位是安娜，她是早年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学中文的，会昆曲，她的老师就是我从前老师的学生。她的笛子吹得很好。这些年我唱昆曲，都是她给我吹笛子伴奏。她一直在联合国中文部做事，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退休好几年了。另一位是咪咪（Mimi），她是美国人，原来在耶鲁博物馆做事，后来去了西雅图，做了比尔·盖茨的继母。」
我大吃一惊：「你说的比尔·盖茨，就是那位建立计算机微软王国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么？」
「对的，」老人笑着点头，「我认识咪咪的时候她还是汉思的学生，跟我学书法，学草书，她后来留在耶鲁做事，做了东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她人非常好，在这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我一直给她帮忙。后来她到西雅图博物馆去了，在那边认识的比尔·盖茨的父亲。去年，我在西雅图办的那个『古色今香』的展览，就是咪咪请我去，并亲自操办张罗的。我在那里，也见到了比尔·盖茨。」
我想起去年老人从西雅图回来，送我的那本装帧精美的展览图册，心里恍然一亮：坊间都传说比尔·盖茨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近期宣布隐退后，首先在他的慈善基金会里专门设立了数目庞大的中国基金，举世震惊。我想，这一定与他有一位懂中文、专门做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继母有关吧？
没想到，一生与中国现代史中各种精彩人物有着广泛联系的张充和老人，在她的耶鲁岁月里，也与比尔·盖茨这样一位改变了当代世界历史的精彩人物，发生着如此间接却紧密的联系，这，真是我今天的一大发现。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三日
七月二十一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审阅
「若还与他相见时， 道个真传示……」
关于「张充和为胡适的情人传信」的公案
那天，和张充和先生随意聊着那些旧人旧事，说着说着，又说起胡适来了——在我们近期的谈话里，胡适会不时成为重复「闪回」的话题。其实我注意到，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沈先生」，胡适之，这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张充和的生命里程中，也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他既是充和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那段著名恋爱故事里的大月老，在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撮合作用；也是张充和当年以「张旋」的名字报考北大，以国文考试满分而数学零分，最终得以破格录取的关键性推手（胡适时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但并不知道「张旋」就是张兆和的四妹）；更是七七事变后，亲自在南京《中央日报》社（时张充和正顶替到英国留学的储安平，主编了一年多《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当着报社老总程沧波的面「强令」张充和马上离开南京，避过了随即逼临的烽烟战火的那位「救命长辈」。多年来，从一九三○年代的北平、南京，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后的美国生活时期，他们之间一直维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保持着亦师亦友、时相往还的亲近联系。
于是，我们谈起了一个敏感话题——关于「左」、「右」。在张充和生活、成长的年代里，这是朋友交往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战前，左、右两方面的朋友我都不少，也都有不错的关系。」张充和淡淡地笑着说，「我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感兴趣的朋友，要么不会跟我交往，要么这交往肯定跟政治无关。」
老人的话说得条理明晰。我心里，忍不住悄悄地在张充和的人生故事里 「画线」：若按左、右站队，她少女时代的老师张闻天、匡亚明，去过延安的卞之琳，左翼文坛的章靳以、巴金、老舍、黄裳，等等，自是属于「左营」的；「右营」呢，如果定义为自由派的文化人算「右」，胡适之、张大千、梁实秋，等等，则就光谱繁复了。但是，更多的，比如沈从文、沈尹默、杨荫浏，等等，其实「色彩散淡」，不容易这么二元对立……
她喝了一口茶，娓娓地谈到了胡适：「七七事变前，我在南京编《中央日报》的『贡献』副刊。那时候形势已经很紧张，我想赶回苏州老家去。胡适到报社来找社长程沧波，我去看他，他要我马上离开南京，听说我要回苏州，连连劝我说：『不要去，苏州回不去了！你一回去，就出不来了！』可是我不听劝。那时候已经兵荒马乱，苏州家里有个大摊子需要收拾安排。父亲办的中学那时候由我大弟张宗和当校长，与一位教务主任一起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