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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姐弟的父亲张武龄留影
我听着老人的感慨，从中没有听到任何的幽怨情绪——一般从小被抱养离家、过继给别人的孩子，总会对生身父母生出某种怨责情绪的；张充和没有，并且一直对父母以「伟大」名之——老人其实也是「心大」，她对父母的臧否目光，早就跳出了一己身世的制约呢。
「我父亲虽然没有进过一天正式的学堂，但他受的却是新派的教育，脑筋很新。他很早就开始学英文、读法文，后来就到苏州办学校。先办的男校，见女学生少，就干脆自费办起了女校——叫乐益女中。我父亲没讨姨太太，但他对张家长辈的姨太太们，一直是很同情，很尊敬的。我再给你讲一个张家的姨太太故事吧。」老人来了兴致，「我过房的祖母其实是我的叔祖母，她自己生的女儿死了，我的叔祖父就讨了一个姨太太。我这位叔祖父淡泊名利，本来不愿讨姨太太，但叔祖母长年吃素，又没有生养，家里压力太大，就不得已讨了一位由别人送上门来的姓廖的姨太太——当年姨太太没有地位，可以送，送上门来的不要还不行。后来我的叔祖父死了，这位姓廖的姨太太还是没有生养。没生儿子的姨太太在家族里就没有地位，这位姨太太干脆就以死尽节。我叔祖父死后，她就不肯吃东西，大家怎么劝，她都不吃，就这样活活把自己饿死，为张家尽节了。她死后，张家给她立了贞节牌坊，正太太都要向她磕头。逢年过节，我们张家人，都要为这位姓廖的姨太太的牌坊磕头的。」
一九三○年代三姐妹合影。前起：元和、充和、兆和。
我不禁想起安徽乡间那些闻名遐迩的贞节牌坊。每一个牌坊后面，其实都有一个隐藏着历史污垢的深潭，都背负着一个扭曲女性尊严的沉重的生命故事。 只是，我和老人的谈话气氛，很快就从这种畸异的历史纠结中摆脱出来了——
「我叔祖母死后，我从合肥回到家时，已经十六岁了。我四弟宇和小我四五岁，当时十二三岁，可个子比我高。我们去见父亲。父亲很糊涂，记不得我们的生辰，问道：『你们俩谁大？』我和宇和就哈哈大笑。我们俩从小被抱养出去，他自然是记不得我们谁长谁幼了。」老人自己笑了起来，「就因为这样身世相同，所以我和四弟一直很亲近。我是土包子，从安徽乡下来到苏州，开始什么都不懂，他虽然也被抱养出去，可是一直在苏州生活，就上上下下地照顾我，领着我跑东跑西的。他后来留日，学农科，学园艺，管了中山陵很多年，身体一直很好的。他因为从小没母亲，跟着姨婆婆过——他管她叫奶奶，算是她的孙子——什么都得自己干，所以很会办事，特别能干。抗战开始后他陪着我从苏州一直跑到成都，他不但照顾我，还照顾叔叔一家，他的个性很成熟稳重，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做事非常周到的。」
我问：「你说四弟是留日的，那是什么时候？」
「抗战前，他本来已经进了日本帝大——就是东京帝国大学。七七事变一发生，要跟日本人打仗，弟弟就不愿待在日本，没念完就跑回来了。抗战开始后，我二姐跟着光华大学撤去成都，我们就去找她了，三兄妹暂时住在一起。我后来去了昆明编教科书，四弟就上了成都的金陵大学，读农科。一直到抗战完了回到上海、苏州，我们才又在一起了。四弟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南京。先在金陵大学教书，后来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并为南京大学，他就在南大教了几十年书，兼管中山陵的植物园，写了很多关于园艺的专著……」
抗战中张充和在成都（张寰和提供）
窗外的雪还在吟吟下着。老人絮絮地给我说着张家的那些久远的故事。「怀宇」、「怀宇」——风雪故人来，这果然是个怀人的季节啊。
谈话于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二○○八年六月三十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二○一○年秋经张充和校阅
张充和闺阁时期与弟弟张定和合作的歌曲《趁着这黄昏》
从闻一多刻的图章说起
张充和回忆昆明生活断片
每次上午去探访张充和先生，她常常正在习字。餐厅的大案桌上，方砚台里的浓墨早已研好，字帖被镇纸压服着，临写过的墨字纸张，往往已经堆成了一小摞。我么，以往总不敢向张先生讨字，最近则开始学会「赖皮」了——我对充和老人说：我要向重庆当年的她学习。她早年向沈尹默先生学习书法的时候，有空就陪着老师写字，同时随手捡拾老师写过字的纸张。我现在，也要抓空就捡拾这样的纸张。那天，征得她的同意，我随手捡起桌边一张她练写的纸张，便求她在间距上留下签名，盖上印章。老人从旁边的立柜里拿出盛装印鉴的盒子，从里面选了一枚小小的圆章，章子走过印泥，再轻缓小心地揿到纸上，随口说道：「这枚章子，还是闻一多给我刻的。」
「闻一多？」我大吃一惊，以为听错了，「就是当年那位拍案而起、被特务暗杀的闻一多么？」
「是他。」张先生的神情倒是很平静，「闻一多是我的老师，我战前在北大的时候，就上过他的楚辞课。他爱刻图章，知道我在学写字，就刻了这个章子送给我。」
闻一多用黄藤给张充和刻的图章
「我听说，闻一多当年刻的印章，是卖钱的呢！」我忽然想起最近读到的一段战时掌故，「听说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教授的生活很苦，得靠刻印卖钱，补贴日常家用。」
「他刻印卖钱，我当时也听说了。」老人点点头，「闻一多靠着战时那点微薄的薪水，要养一大家子，手头的困窘是可以想见的。我们单身的没负担，反而显得很阔气，当时朋友出去吃喝，常常都是我请客。可这个图章，我没请他刻，是闻一多主动刻了送给我的。云南当地没有好的印石，你看，这个章子，是刻在粗藤上的。这是云南特有的一种黄藤，质地很硬的。」
我接过了老人手上的印章。果真，远看是一种玉质的黄润，掂在手里，才知道是一小截轻细却坚硬的圆藤。印章上，是章草字体的「张充和」三字，似乎还带着先贤的手泽余温。
我一时肃然。
窗外，绿影斑驳，春阳煦暖。
从手上的闻一多印章，我们谈起了云南昆明那一段的生活。
「我们今天一边磨着墨，一边聊吧！」研墨是老人每日的功课。早晨起来，习字之前，她总是先要把墨汁研磨好，写不同体、不同式样的字，她会用不同的墨锭。在案桌上的托子里，有时候会撂着不同形状和成色的墨条（日后我知道，那些墨条的名堂可大呢）。张先生一边霍霍地磨着墨，一边缓缓说道——
「战时我在云南昆明，待了两年，后来才转到重庆去的。」
「你当时在昆明，做什么事呢？」
「给教育部编高中的国文教科书。我们几个人——朱自清管散文，沈从文管小说，我管诗词歌赋、唐诗宋词。编书给我钱，钱从西南联大汪先生那里拿；朱、沈都不拿钱，他们有联大的薪水。开始我住在城里，来往的朋友大都是西南联大的。跟闻一多很熟，他有时候过来吃顿饭，他好酒，我们不喝酒，就他自己喝。后来日本人的轰炸一来，我们就住到乡下去了，这个印章，是闻一多托人带到乡下给我的。」
朱自清，闻一多（还有李公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几个与国运相连、也彼此命运相连的特殊名字，自然引起我探究的兴致。
「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朱自清话不太多，人很好，很和气。他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一边参加编书，他平时不常来，编书才在一起。他个性严肃，不爱讲笑话，所以虽然很熟，但私交不深。听说朱自清的太太也会唱昆曲，但因为不常在一起，所以没和我们一起玩。相比之下，和闻一多则更熟一些。云南没有好石头，他刻印找不到材料，就把脑筋动到这种云南黄藤上了。这种老藤很粗很轻，质地却很细密，拿在手上暖暖的。」
我一直把玩着这个黄润如玉的圆印章，手上确实感受到丝丝暖意——那是岁月的暖意。
「闻一多性子刚烈，朱自清则脾气很好。都说他是不肯吃美国面粉而饿死的，我听着不太像，这不像他的秉性所为。」老人忽然微微笑起来，「我在北大上学时没修过朱自清的课，倒是在中学时读过他的《背影》，没想到后来成了同事。那时候白话文运动刚开始不久，我看他和冰心早期的写作，都有点『酸的馒头』—— sentimental（感伤，滥情），呵呵……」
（左）闻一多在刻印 （右）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酸的馒头」本来是哈佛华裔教授李欧梵对sentimental的 「神译」，没想到老人也如此善用这个updated（时髦）的幽默——我一直注意到，老人的艺术感受力相当锐利，不时会对文字语感、音乐声腔等等话题，冒出一些别致的见解。
「闻一多在北大上课，给我们读楚辞。他好像是湖北人吧，用老辈人的吟诵法给我们吟唱，很好听，那是真正的楚声呀……」老人的思绪散漫开去了，「罗膺中（罗庸）的吟唱也很好听，他教词，从清华过来兼课，他的唱词法也很受学生欢迎，后来我们就在一起唱昆曲。听说俞平伯教诗词，也用唱的办法，可惜我没听过。后来与俞平伯熟了，与俞太太姐妹都成了曲友，我们一起唱昆曲。俞平伯不唱，给我们打板鼓……哎，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人，都比我年纪大……」
「可是，你们一唱起昆曲，就忘了辈分，大家都成了曲友……」我看老人家的话音里略略带点感伤，就接过了话头。
我记得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题为《晚翠园曲会》的文章里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这样写到张充和：
当年呈贡的云龙庵（遗址在原呈贡一中）
有一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拍过曲子，也没有参加过同期，但是她的唱法却在曲社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她能戏很多，唱得非常讲究，运字行腔，精微细致，真是「水磨腔」。我们唱的「思凡」、「学堂」、「瑶台」，都是用的她的唱法（她灌过几张唱片）。她唱的「受吐」，娇慵醉媚，若不胜情，难可比拟。
「是的，那时候，几乎每次大家一起吃饭，饭桌上，我都是年纪最小的，二十几岁，却跟杨荫浏、杨振声他们玩在一起……」老人脸上又重新笑意盈盈。
「杨振声？」我觉得这个名字略略有点陌生。后来稍查资料，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位杨振声，正是当初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参与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的主将之一！
「杨振声，我们都叫他杨今甫，他好像比我父亲年纪还大，却是跟我关系很亲近的老朋友。他当过青岛大学的校长，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总管，就是秘书长的角色。七七事变后我逃难到四川，是杨先生叫我去云南做事的。那时候我们几家人一起，住在离昆明很远的呈贡乡下。」
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留影
「呈贡，离昆明有多远？」
「从昆明去，要先坐一段火车，到了站，还要走十里地，可以骑马，也可以走路，我和沈先生一般都是骑马。」
「你们住在一起的，是哪几家人呢？」
「杨家，就是杨振声一家，夫妇俩带着女儿杨蔚、儿子杨起。沈家，就是我姐夫沈从文一家，我三姐和我，还有他们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小虎那时候还抱在手里。还有刘家，刘康甫家，他带着女儿跟我们住。还有汪先生，汪和宗，他是杨振声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从小做听差，本来是山东大学的药房伙计，现在既是书记官，管抄抄写写，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普通刻钢板、印制材料一档子的事，他都包了；又是后勤总管，管我们大家的吃饭。我们当时租住在一座叫『云龙庵』的庙堂房子里，那庙可有意思了，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孔孟圣人、上帝耶稣，全都供在一起，每个神明都给烧香磕头。有一段时间唐兰、卞之琳等等好多人，都在云龙庵住过，冰心、吴文藻他们夫妇俩也来过。」
（左）杨振声（1890—1956） （右）章士钊（1881—1973）
（上）一九三八年张兆和携带龙、虎逃难时的护照像。
（下）张兆和一九四五年在云南呈贡跑马山下的桃园新村。
我接过话说：「我看过沈（从文）先生关于呈贡那段生活的一些随笔文字，那时候的呈贡云龙庵，几乎成了昆明郊外一个文化小中心，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很热闹呀。」
张先生颔首微笑：「确实很热闹。我们那时候几家人一起吃饭，大家拿钱，请一个女工做饭。我们把钱交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