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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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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颔首微笑:「确实很热闹。我们那时候几家人一起吃饭,大家拿钱,请一个女工做饭。我们把钱交给汪先生,他负责统管。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以后到了台湾才结婚。他是我们大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五弟的好朋友。他叫和宗,我五弟叫宗和。他没有自己的私人印章,我就把五弟不要的图章送他,反正图章的字,『宗和』跟『和宗』,倒过来看都是一样的,呵呵……他真的极能干,我是看着他起来的,他后来一直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总务主任。那年汉思学术休假,我跟汉思到台湾住了一年,住南港的『中研院』。汪和宗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照顾得很周到。台风来了,他叫人把我们的窗子钉起来。哎,那是真正的『他乡遇故知』呀……」
    谈起昆明旧事,屋里也像是弥漫着春城的和煦气氛。
    「那时候的饭桌上,大家都喜欢开玩笑。杨今甫和沈先生都喜欢说笑话,一大桌子吃饭,总是高高兴兴的。开始他们都叫我『四小姐』,我说:『难道我没有名字吗?叫我「充和」吧。』那是抗战年间,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小姐』。可他们也不愿叫我名字,后来他们就去掉了『小』字,不管大小老少,都叫我『四姐』,除了沈先生和我三姐叫我『四妹』以外。」老人提起这段旧事,笑容变得愈加粲然,「为这事,杨先生就在饭桌上开我的玩笑,说:『对于有身份的人,喜欢不喜欢,称呼里该省掉哪个字眼,这可是很有讲究的!你看,蒋委员长,大家都叫『委员长』、『委员长』的,从来都省略掉那个『蒋』字,讲究就在这里——就像『四小姐』得省略掉那个『小』字一样!你看看他说的!呵呵……」
    老人像少女一般地轻声笑起来。
    我忽然想起另一段老人常常提起的惹她生气的玩笑故事,便说:「杨先生把你跟『蒋委员长』相比,你不生气;我记得章士钊先生把你比作『蔡文姬』,你可是真的生气了……」
    「对对,那可是到重庆以后的事了,」老人的记忆又从战时的春城昆明,延伸到了嘉陵江畔的山城重庆,「在昆明编教科书的事结束了以后,我就转到了重庆的教育部去了。因为我在重庆登台唱昆曲《游园惊梦》,章士钊和沈尹默为此写诗唱和,我就认识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师辈的师长,我也常常跟着他们一起写诗、写字,来来往往的。有一回章士钊赠我的诗里,把我比作东汉末年的蔡文姬,诗里说:『文姬流落干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章士钊的诗是我的老师沈尹默传给我的。我一看就生气了。我是因为抗战从苏州流落到重庆,都是在自己的国家里,怎么能跟因为被匈奴打败,流落到西域嫁了胡人的蔡文姬相比!我对沈先生说,这是『拟于不伦』,沈先生知道我是真生气了,就赶紧写了和诗打圆场。唉——」老人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日后还真是被章士钊的诗言中了——我后来,不就真的嫁了个胡人,嫁到『西域』来了么?」
    老人顿住了话头。窗外树上的残雪,给屋里投射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我打量着这位常常被坊间称为「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的老人的侧影,仪态端重,衣鬓整然。我想:原来「才女」之谓,竟是「其来有自」呢——还在抗战年间,章士钊老先生就把年轻的张充和,比拟为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了。战争,国难,烽火,胡尘,飘零,沧桑……这些「不伦」的字眼,就这样投影折射到站立于时光之流的河岸两畔,这遥隔千年的两代才女身上……
    谈话于二○○八年二月十九日
    二○一二年五月二日于耶鲁澄斋整理毕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卞之琳《断章》
    喜欢现代白话诗歌的人,都会读过卞之琳的这一名篇。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卞之琳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声名,是直接和《断章》名句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再别康桥》之于徐志摩一样。
    一直听闻,卞之琳这一名篇,就是为张充和写的。诗中的那个「你」,就是卞之琳苦恋了几十年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所谓「卞张罗曼史」(「什么罗曼史哟,一点儿也没发生『罗曼』。」张先生在审阅此稿时笑叹),虽然不若现代文坛掌故里那几段著名的罗曼史那么有名——比如,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恋,郁达夫与王映霞之恋,张爱玲与胡兰成之恋,徐悲鸿与蒋碧微之恋,等等;但是,在文学圈子和广大读者中,「卞张之恋」,也早已蜚声遐迩,传扬久远了。
    可是,与张充和先生有过这么多的来往、交谈,我一直小心回避着谈论卞之琳,甚至有意无意地想延后进入这个话题(因为一定是会遭遇到的)。我担心触碰到老人家的一段伤感往事。然而,我随后就发现,这种小心和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那天去看望张先生,看见茶几上散放着一本《卞之琳纪念文集》,好像是亲友刚刚寄赠的,我便借着这个话题,略带迟疑地开了口:「张先生,能给我谈谈卞之琳么?我知道卞之琳这段苦恋的故事很有名,可是一直不好意思问你……」
    没想到,张充和朗声笑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可以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我完全没有跟他恋过,所以也谈不上苦和不苦。」
    卞之琳《断章》手稿,应是一九八○年的重誊稿。
    这个答案有点出我意料。本来,我等着要听一出凄美悱恻的「罗曼哀史」呢。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认识就很早了。卞之琳出北大的时候,我进的北大。可我还没进北大的时候,在北大校园就见过他。后来又在沈从文的家里碰见过。我记日期总是很差,可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就一直给我写信。」
    从资料上看,卞之琳是一九二九年进的北大英文系。张充和是一九三四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此以前,曾在北大旁听课程。
    「这么说来,卞之琳对你是一见钟情了?」
    张充和笑笑:「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见钟情,至少是有点一厢情愿吧。那时候,在沈从文家进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时正在编《文学季刊》,我们一堆年轻人玩在一起。他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开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给我写信,写了很多信。」
    「那,你给他回过信么?」
    「没有。那些信,我看过就丢了。」
    「他给你写过多少信?」
    「至少有过百封信吧。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这个「惹」字,我注意到她随后用了好几次,「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张先生一边审看此稿,一边补充着,「我其实是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张充和呵呵笑着。)
    青年时代的卞之琳
    抗战前张充和在北平(张寰和提供)
    「噢?那,他是典型的单恋了?」我确实大感意外,我所熟悉的「五四」青年那一代人的恋爱故事,若不是「狂飙突起」,也至少不乏「花前月下」的。
    「完全是单恋,」张充和的回答很直接,「不过感情很强烈。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我不理他,他就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
    我打开案几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翻到里面的黑白图片,问:「那时候的卞之琳,是不是这个样子?」图片中,是一位五官平实、戴着圆框眼镜、神情木讷耿严的年青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老人默默点头,「他人很好,但就是性格很不爽快,不开放,跟我完全不相像,也不相合。我永远搞不清楚他,我每一次见他都不耐烦,觉得他啰里啰唆的。」
    我问:「你不爱他,怎么不跟他说清楚呢?」
    张充和笑道:「呵呵,从来大家都这么说,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我说,『他没有说「请客」,我怎么能说「不来」?』他从来没有认真跟我表白过,写信说的也只是日常普通的事,只是写得有点啰唆。别人不了解,以为是我惹了他又不理他,他自己也老对别人说,我对他有意思——其实完全没有,说良心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从来没有惹过他。」
    「是不是你的什么善意的表示,给他带来误解了呢?」
    「他后来出的书,《十年诗草》、《装饰集》什么的,让我给题写书名,我是给他写了;他自己的诗,让我给他抄写,我也写了。可是我也给所有人写呀!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说,是无中生有的爱情。」
    我笑着说:「张先生,那我当面想求证一下,都说卞之琳那首最有名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那里面的那个『你』,就是你张充和——张家四小姐,对么?」
    张充和微笑着:「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
    「那大概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写的?」
    「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我们在北平认识了以后他就开始给我写信,可是随后我进北大,他却离开了北大。后来抗战开始,我在成都时,他在川大教书,川大以后他就去了延安,去了延安信就很少了。他好像从延安又到了昆明联大,我们又在昆明遇上了。可我后来就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苏州,他专门来看过我,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单独出去过,要出去玩,都是一堆人在一起。」
    (左)卞之琳在延安。 (右)张兆和、沈从文在昆明。
    我记得在哪个资料上读过,卞之琳晚年整理他的文集,还把他与张充和在虎丘的一张合照放了进去。我猜想,想必就是那次苏州造访,「一堆」结伴出游的年轻朋友们,当时起哄让他们合照的。
    「随后我就跟汉思结了婚。我到美国后,卞之琳还来过信。我听说他直到四十五岁才结婚。『文革』结束后我到北京,他专门要请我的客,我还到他家见到他的夫人。呵呵,那就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她顿了顿,摇摇头,又轻轻笑了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卞之琳纪念文集》,随意翻着,笑道:「看来,这段单恋和苦恋,没有成就出伟大的爱情故事,却成就出了一个伟大的爱情诗人。我相信《十年诗草》里面许多有名的爱情诗,都是为你而写的。我还记得有一首叫《鱼化石》,写得很美,但表述得很含蓄。」
    「也许吧,」张充和眼瞳里似含着一丝苦笑,「我写旧诗,他却不写旧诗。我不太看得懂他们写的新诗,包括卞之琳埋头写的那些新诗。」
    我顺口提起了民国时代那几段有名的罗曼史,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什么的,都曾经轰动一时,便问:「都知道你们『张家四姊妹』在昆明、重庆时代很有名,你又是四位小姐当中唯一单身的,那时候,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吧?」
    沈从文、张兆和、卞之琳晚年合影。(张寰和摄)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轰轰烈烈的感情,」张充和的回答很平静,「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做诗,你说我能怎么办?」说着老人就转移了话题,「陆小曼我倒是见过的,那是战后在上海,不知和谁一起见的她,不过那时,她已经很见衰老了……」
    这个话题至此就打住了,张先生似乎再无意细述下去。那天是雪霁初晴的天色,老人心情很好,谈兴一直很高,随后谈到与胡适之、张大千、章靳以等长辈老友交往的故事,似乎比谈论这段「卞张罗曼史」有着更高的兴致。我确实也注意到,在很多人那里——除了卞之琳本人,也包括沈从文,更不必说坊间的流传——曾经重笔渲染过的这段「卞张之恋」,在张充和以往的口述实录里(比如《合肥四姊妹》),反而一直是分量很轻,一笔带过的。「剃头挑子一边热」,这大概才真实反映了这段著名的民国罗曼史的失衡与失重吧。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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