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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翔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
（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记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二○○八年七月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
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槛，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茶几案桌上，那本《卞之琳纪念文集》还放在一角，和其他几本字帖、杂书摞在一起。我知道，即便因白内障恶化视力锐减，除了坚持写字，老人每天还是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亲友寄赠的书她几乎是随到随读，或粗或细地浏览一遍。所以，有一回她向我说起「郭德纲」、「潜规则」与「男色消费」的话题，我吃了一大惊，连声笑着：「张先生，你很update（紧跟时尚）呀！」原来，那是她从三联书店给她新寄到的新书《话题2006》里读到的。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德裔美籍汉学家、耶鲁教授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二○○三年病逝的。
老人淡眉轻舒——岁月的图卷，又一次轻轻展开来了。
一九四七年，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颐和园。当时充和正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我认识汉思是在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平，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
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的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
「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斯坦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一九四八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我从资料里读到，她和汉思结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便说：「我记得你去年回北京办展览，沈先生的大儿子说：『四姨就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你们当时举办的，可真是『兵临城下的婚礼』呀！」
「是呀，那时已经兵荒马乱了。」张充和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好像叙说着一个好玩的故事，「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刚好是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红旗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待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
一九四八年，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结婚照。（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卖书的工人？」我很吃惊，「你们把整个家托交给他？」
「对了，我应该仔细跟你说说这个卖书工人的故事，」张先生说着来了兴致，眸子一下子闪亮起来，「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我说：「我知道，从前，店铺里的伙计都要学师出师，就是受行当里的专业训练。像『荣宝斋』那种店铺的伙计，简直就是半个文物专家呢。」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一套同文版石印本的《二十四史》，一根草绳一捆，用自行车就驮上门来了，才要我们二十块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当然，后来我们也把李新乾介绍给了沈先生。所以，那两年我们都不用上书店了，上书店反而找不到书，告诉李新乾，他是北平全通，对各种版本熟得很，没两下就给你找到了，还亲自送到家里来。我是后来做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做各种版本的目录，才明白李新乾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了不起。我和汉思结婚的时候，李新乾给我们送的礼物，就是书。所以，那个慌慌忙忙离开北平的早上，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交给他了。」
我想起中文里表达情义与信任的一个最高等级的俗语：「以身家性命相托。」在那个炮声隆隆的早晨，这一对中西「乱世佳人」与一位中国书店伙计之间的交情，成了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
「那确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老人轻轻感叹着，语气很郑重，「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上机场去了。整个家，都交给了李新乾帮我们处理安排——家用请他交给三姐；衣服杂物叫他送人也都送到了；他办事从来有条有理的，我们到美国后，他把我们的书都陆续寄到了。现在还在家里的那部《四部丛刊》全本，就是他给寄来的——那要花多少工夫呀！」老人的记忆，似乎忽然都变得明晰敞亮起来了，「对了，我都想起来了，他是那家叫『修绠堂』的小书店的伙计，当时才二十二岁。一九七八年我们第一次回中国——是汉思跟余英时他们一起先去，我随后跟着去的——我们还见过他，他早已经不卖书了，转做研究工作了，他学问做得很好，也常常写文章。我记得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想要书，还找过他。我们从他那里，也帮赵元任要了一部《四部丛刊》，为陈世骧也order （预订）了一套。后来，就渐渐断了联系了。」
我想起了什么：「你刚才说，你们当时，还带着另一个女工人上的机场？」
「对，这又是另一段故事。」张先生微微笑着，「那时候，日常照顾我们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们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几岁就跟着我们，我们不能就这样扔下她。所以我让小挎奶奶跟着我们走。到了机场，逃难的人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是军用飞机，每个人随身的东西要按分量来称，就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说：『小挎奶奶不能带，我就不走了！』他们一看我动了脾气，就说：『人带走，东西都不能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