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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华殿大学士赛尚阿、文渊阁大学士讷尔经额先后革拿后，咸丰帝此时选用的是清一色皇亲。惠亲王绵愉是道光帝的五弟。由于道光帝诸兄弟除绵愉外皆先于道光帝去世，绵愉作为唯一健在的叔叔，咸丰帝登基后十分尊重他，免其行叩拜礼。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原为蒙古贵族，因过继给下嫁蒙古王公的道光帝姐姐庄敬和硕公主，而袭封郡王。他长年在北京担任御前之职，道光帝去世时为顾命大臣之一。
恭亲王奕訢因皇位之争与咸丰帝有隙，在此危急关头不能再计前嫌。一位是亲叔叔、一位是过继的表兄，一位是亲弟弟，自家人总比外人可靠，总比那些缺少天良的臣子们更多一份忠诚，他们的生死荣辱早已与爱新觉罗家族结成一体。咸丰帝此时更看重血浓于水的亲情。强自打气的命将仪式，丝毫无补于京城内的慌乱气氛的改变。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北京城内就有不少官员请假出都，以求苟全性命于乱世。就连后来在洋务运动中名声大噪的文祥，也有人约其同作走避之计。待到此时，京内官员甚至有不待请假便仓皇出城者。
由于命将仪式，咸丰帝下旨，令吏部排定的新任官员带领觐见的仪式向后推迟，不料这些官员也有不少抽身出都。
又有谁愿陪亡国之君做亡国之臣？久为传颂的“家贫出孝子，国乱出忠臣”，此时被翻新为“家贫出忠臣，国乱出孝子”。意即讥讽那些家贫而无资逃亡的官员，只能留在京城，故云“出忠臣”，而此时请假出都者，不是托辞归养，就是借名迎亲，作出万般“孝子”状。
“树倒猢狲散”是历史的结局，但就过程来观察，不待树倒而只是树摇，猢狲们早已纷纷逃散。因此，尽管命将仪式后颁布的谕旨立即发出邸钞，多作胜券在握之词，“天戈所指，自可剋日荡平”，但前门外最为繁华的大栅栏商业区已如荒郊，罕见人迹。
只是车马行前人头攒动，车资马费的价格一路高扬，比平日翻了几个跟头。逃亡的也罢，留京的也罢，此时他们最最关注的是咸丰帝的神情，但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体会到咸丰帝此时心乱如麻。
犹如强弓射出的疾箭，飞得甚速甚远，但毕竟有力竭堕地之时，太平天国北伐军一路扫荡，兵力最多时扩充到四万人，但10月30日攻至天津以南十里处，便无力继续向前了。他们只能在天津近郊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扎营固守，等待天京再派援兵。尽管太平天国北伐声势甚壮，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他们难免悲剧的命运。这不能不从定都天京说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时，总人数有五十万，这是将男女老少一并计算，而真正能征战者不过十多万。北伐去了精兵二万，保卫天京及附近地区用兵四万，其余大多用于西征。这种兵力分配，在当时是形势使然，别无选择。太平天国北伐军威胁到清朝的首都之前，天京就已受到了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的威胁，咸丰帝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
向荣受此严旨，不得不全力攻击雨花台、太平门、朝阳门、汉西门、神策门，虽未能奏效，却是太平天国的腋肘之患。与天京的巩固不同，作为北部屏障的扬州在江北大营的攻击下，岌岌可危。咸丰帝同样也给江北大营主帅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
到了1853年，扬州太平军已陷于绝境，最后在援军的救助下突围而出。太平天国的江北据点仅剩下瓜洲。天京的东部屏障镇江，虽未如扬州那般失守，但也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围攻之中。除了天京、扬州、镇江三地的战守外，为了首都的供给，太平天国又开始了西征。这次战役的最大成果是建立了皖赣根据地，使得太平军能坚持长期的战争，但要保住这片根据地，只能与湘军为主的清朝各类武装反复厮杀。西战场由此成了主战场。此处的情节，我在第五章中已有交代，此处不再详言。由此可见，既然定都天京，保卫首都就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重中之重，太平军的主力应坚守此地；为了保住首都，保证供给，西征成了太平军军事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杨秀清对此极为重视，先后派出了石达开、赖汉英、罗大纲等重将，也多次抽调精兵增援。这样一来，北伐处在第三的位置上了。尽管杨秀清后来在1854年2月派出援军近万人，也已进至山东临清州，但因主将不力，部众发展过滥，三个月后便败亡了。已到天津的北伐军，只是一支孤军。让这么一支孤军去推翻清王朝，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
太平天国派军北伐，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是，历史学家为了研究的必要，也为太平天国设想了种种方案：或从武汉直接北伐，经河南直扑北京；或从天京全师北进，尽早与清朝进行战略决战；或定都后全力经营江南，先图南中国，廓清后方再北上……每一种方案都各有利弊，但看到历史结局的“事后诸葛亮”们一致断言，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案，都会比偏师北伐的结局要好许多。太平天国的战略错误，白送给咸丰帝一个战略胜利。
第七章 “造反”、“造反”（3）
尊贵的皇叔绵愉出为奉命大将军，那只是借重声望挂名而已，真正出征的是参赞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这一条蒙古汉子做起事来却粗中有细，率军出京后，并不急于进攻，却择要防守。这种慎战与钦差大臣胜保的浪战形成对比。对于胜保的多次败绩和怠误，咸丰帝的手法一如对待向荣和琦善： 若执意玩视，必以汝身家性命相抵！
在天津近郊静海、独流驻守待援的北伐军，此时最大的对手似乎不是“清妖”，而是气候。习惯于在温暖的山岭中赤足行走的两广“老兄弟”，难抗北方冰天雪地的严冬。他们没有保暖的衣被，也没有御寒的知识。刺骨的寒风成为他们难以克服的大敌。除此之外，与南方的稻米相比，他们的肠胃也不适应于北方的麦粟，至于玉米、高粱之类更使他们难以下咽。如此的饥寒交迫，非战斗减员超过了战场上的死伤。在困守三个多月后，1854年2月5日，北伐军被迫从静海、独流南退，一路遗尸。2月7日退至河间束城镇。参赞大臣僧格林沁率马队当日赶到束城，北伐军再度被围。
一个月后，待援无望的北伐军再次突围南下，被僧格林沁、胜保两部困于阜城。北伐军在天津的停顿，使咸丰帝看到了转机。原先的保守京师的战略，转变为消灭北伐军的战略。可是，天津近郊与河间束城的两次突围，虽减轻了京师的压力，却又不能不使咸丰帝生气，谕旨中充满着斥责。怎能让这些“长毛”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哪知痛骂的声音尚未消失，仅剩下数千残兵的北伐军又从阜城突围了，于5月5日占领了东光县的连镇。不久，林凤祥听到北伐援军的消息，遣李开芳领兵一千人南下山东高唐。连镇是一个运河边不大的镇子，却在近代战争史上留下了美名。林凤祥率兵数千，顽强抗拒僧格林沁的两万大军。原本以为战事会很快结束的咸丰帝，在僧格林沁的奏折上毫不掩饰地写下这样的朱批： 朕数日未阅军报，即觉烦闷难堪。今早忽接军报，以为必可得手。及细阅情形，仍属敷衍。若不赶紧灭尽，何日是了！又藉口冰雪皆融，若早能歼灭，焉致今日之费力，断不能再宽时日！
可是宽不宽时日的决定权，并不掌在咸丰帝的手中。林凤祥孤军在连镇坚守了十个月，以一当十，以至弹尽粮绝。1855年3月9日，咸丰帝终于接到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脸上出现了多年不显的笑容。这胜利虽然来得太晚，但直隶境内的“长毛”灭绝，毕竟是一个天大的胜利！看来新年之后数度斋沐祭拜终于有了效验。当日，他下了两道谕旨，一是皇恩大开，晋僧格林沁为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命其移军高唐，扑灭北伐军李开芳部，并命将师老无功的钦差大臣胜保押解北京；二是下令各衙门作好准备，一个半月后将亲驾西陵，祭拜其父道光帝和各位列祖列宗，感谢他们的保佑。北方的军务使他两年未亲赴山陵了。僧格林沁率军至高唐后，改变了胜保先前大兵强攻的战法，而是网开一面诱李开芳出城。李开芳见僧部至，知林凤祥已败，于3月17日乘夜率骑八百人向南突围，据守茌平县的冯官屯。僧格林沁虽有马步万余，然对一座小小的村庄也不肯死攻，而是挖沟引水浸灌。冯官屯成了一片泽国，水深二尺至五尺不等。
至5月31日，僧格林沁诱捕了李开芳，北伐军全军覆没。咸丰帝闻此喜讯，颁赐恩赏大得惊人，居然让僧格林沁以亲王“世袭罔替”。按清代制度，皇帝之子可封亲王，而亲王以下的子孙，一般都要降袭，如亲王之子降袭郡王，郡王之子降袭贝勒，贝勒之子降封贝子，贝子之子降封镇国公……这种制度是吸取了明朝封王过多的教训，避免数百年后亲王遍布天下的局面。因此，清朝的亲王是不多的，因而显得极尊贵。但是，这种降袭制度也有例外。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帝规定，清初开国定基的八位王爷，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硕塞（后改号庄亲王）、克勤郡王岳託、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子孙可有一人“世袭罔替”，即不必降爵而按原爵袭封。此八人，即民间俗称的八位“铁帽子王”。除此之外，乾隆帝仅特批一人，那是康熙帝第十三子、雍正帝的弟弟、乾隆帝的叔叔怡亲王胤祥，他因辅佐雍正帝有功，被乾隆帝列入“世袭罔替”之类。僧格林沁以蒙古贵族进封亲王，已属特恩，此次再获“世袭罔替”的破格待遇，反映出来的是咸丰帝对时局的估计：僧格林沁击灭北伐军之功，有如再造大清王朝。
1855年6月23日，紫禁城内乾清宫前热闹非凡，卤簿仪仗全设，咸丰帝为此次胜利举行盛大的庆典。惠亲王绵愉、博尔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领出征将弁摆队排列，在礼乐声中向咸丰帝恭交“奉命大将军”印信和参赞大臣关防，恭交锐健刀和讷库尼索光刀。钟鸣罄响，一切如仪。可是，若要细究清代制度，此一凯旋庆典当在大获全胜后才可举行。当此南方军务吃紧之际，咸丰帝却展开了一招一式皆如祖制的仪式，难道是强作精神自我打气？当日颁下的谕旨仅称“现在北省军务告蒇，河北一律肃清”。那么，黄河以南呢？咸丰帝就不再顾及了？ 乾清宫前的庆功仪式，向我们述说了什么？无论以当时的战况和后来的作用来看，北伐作为太平天国的偏师，不能视作至关重要的行动，或者说，扑灭北伐军距扑灭整个太平天国的火焰，还十分遥远。而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介绍，忽略了更为重要的西征和天京周围的战事，那只是跟着咸丰帝的视野转；他此时只看重镇压北伐一路，将其作为工作重点或中心，在兵力、军费、调将等项上采取了倾斜政策；至于其他战场上的战事，他似乎已经放松了，甚至有点放任了。
第七章 “造反”、“造反”（4）
从《清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出，自1854年之后，咸丰帝对前线的战事（北伐一路除外）不再充满信心了，显得有些厌倦。他想不出办法，找不到能臣，放着一个曾国藩还不敢重用。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披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作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胜，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看来在他挖空心思策划的计谋一一破产之后，已经认识到力不从心。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
好在湘军和厘金已经创办，兵与饷的难题开始缓解。聪明的六弟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危急时参与组织防御，不久入军机，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对于前方的统兵大员，他时常以杀头相威吓，但此类话说多了说久了，效果也越来越不显。要是真的将这帮将军都杀了，朕又到何处去找别人替代他们？于是，前方的将帅们也看出这是虚张声势，听任咸丰帝一道道催命般索讨胜利的严旨，自行作主，自行其事，只是在奏折上大耍笔头子功夫。下级员弁，更是无功无志无求。
南京城下江南大营的兵勇，离家已久，也娶了当地的民妇，过起养儿赌钱做买卖的和平生活。与北方的胜利相反，长江流域出现了军事危局。湘军攻九江不克，反在湖口大败，曾国藩寻死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