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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衙署会谈。又是入城。反入城是叶名琛起家之本，他决不会答应包令入城商议的要求。于是，他派了两名知县与包令交涉，会面在城外任何一地都可以。包令也不肯让步，过了近一个月，广州局势缓和，包令也自觉无趣，返回香港了。一直到了1855年9月8日，叶名琛突然发现去年咸丰帝给他的酌量变通三条的谕旨，既没有执行，也没有报告，于是他上了一道长达四千字的奏折，详细分析情况，提议将咸丰帝已同意商办的三条也一一推翻。咸丰帝看到这份奏折后，十分感慨，朱批道： 览卿所奏各夷情状，实属明晰，亦能善体朕意，示以镇静，不但杜其无厌之求，并免另生不测，以致扰乱大局。卿其永励斯志，忍待军务悉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
每一个时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习惯，历史学家应当切入那时的语境。如从当时的语言习惯、尤其是皇帝用语习惯来看，咸丰帝的朱批，有着四层意思：一是赞扬叶名琛对外强硬的态度；二是要求对外强硬的态度不能发展到中外决裂，不能“扰乱”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局”，因此要求叶名琛还需“忍”一下；三是批准了叶名琛的建议；第四点最有意思，即“彼时饷裕气复，朕断不任其狡狯尝试，时存窥测”，这实际是咸丰帝对其去年允诺商办三条的自我辩护（已经认识到不应当让步），这可看作咸丰帝婉转地向叶名琛作检讨！ 1856年，《中美望厦条约》已到12年，美国驻华委员伯驾（）联络英、法，再次向叶名琛提出修约，被拒绝后，又提议北上。英国公使包令认为此举不过是白费力气，拒绝同往；法国公使因尚未奉到政府训令，只是在外交上予以支持。结果第二次北上修约，成为美国的单独行动。叶名琛得知伯驾北上后，立即上奏咸丰帝，要求不论三国公使行抵何省，如有交涉事件，仍令其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他本人将“坚持定约”，“设法钳制”。咸丰帝因太平军击破江南、江北大营，正处于鼎盛时期，口气软了下来，令叶名琛“可择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并告各省，对外交涉事件归叶名琛办理。
叶名琛收到此谕，心里十分清楚，稍为变通的方法不会使英、法、美三国代表满意，反会让这些得寸进尺的“夷人”掀起更大的波澜。于是，他仍旧我行我素，不作任何退让。从后来的历史可以看出，“修约”是英、法、美侵略中国的重要步骤，它们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来达到此目的。就在美国全权委员伯驾北上交涉之时，包令正在香港向伦敦要求炮舰。他的结论是，若要实现修约，“一支代表缔约国各自国家的威武舰队，应于明年五六月间会同于北直隶湾（指渤海湾）”。
包令在这里不仅要求战争，而且提出了战争的时间和地点了。火药桶已经打开了盖子，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稍有火星，即刻就会爆炸。主管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没有看出这一点，他正在为一再挫败英国等国公使的修约要求而自鸣得意。此时正迷恋声色的咸丰帝更没有觉察这一点，他肯定在为有这么一位能独挡一面分担忧虑的得力干臣而高兴。战争一步步逼近了。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根据举报，在广州江面上检查了一条名叫“亚罗号”的船，带走船上12名中国水手。英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以“亚罗号”曾在香港登记为由，要求释放全部被捕水手，为水师官员所拒。于是，巴夏礼一面向公使包令报告，诡称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污辱了英国的尊严；一面致函叶名琛，要求道歉、放人并保证今后不发生此类事件。 “亚罗号”事件只是一件小事，且内中疑问丛丛，但包令却一味扩大事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
10月10日，即事件发生的两天后，叶名琛允放水手9人，但巴夏礼拒收。10月16日，包令照会叶名琛：“如不速为弥补，自饬本国水师，将和约缺陷补足。” 由此可见，英方不仅准备动武，而且将提出事件之外的要求。10月21日，巴夏礼限叶名琛在24小时内满足英方要求。叶名琛允诺释放全部被俘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于是，包令下令香港英军进攻广州。战争就这么打了起来，很明显，“亚罗号”事件只是导火索。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4）
1856年10月23日，英舰三艘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此时正在阅看武乡试，闻报后宣称，“不会有事，天黑自然会走的”，并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入侵英舰“不必放炮还击”。24日，英军攻占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叶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25日，英军占领海珠炮台、商馆等处，兵临广州城下，叶的对策是中断对外贸易。27日，英军司令照会叶名琛，要求允许外人自由进入广州城，叶名琛不予答复。当日起，英军每隔五至七分钟，便炮击一次叶氏官署，署内兵弁逃避一空，但叶毫无惧色，端坐在二堂的官椅上，当日发布宣示，要求广州军民协力剿捕，杀英军一人，赏银三十元。英军见仍不能奏效，便于28日起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南的城墙，当晚轰塌了一个缺口。29日下午，英军一百余人攻入广州新城，冲进两广总督衙署。多年的入城要求，终于在炮火下实现。正巧当日上午叶名琛去旧城文庙行香，遂避居旧城巡抚衙门，未被英军捉住。此次开战的英军，只是香港驻军，兵力不足，很快从广州城内撤退，然仍继续炮火射击，保持军事压力。
与炮弹同时发来的还有英军司令的三份照会，要求道歉、入城，皆为叶名琛所拒。英国公使包令也赶来，要求入广州城与叶会谈，仍被拒绝。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不算太小，广州城也一度被攻破，但叶名琛表现出超常的沉着镇定。他为什么这么沉得住气呢？叶名琛自以为窥破英方的底蕴。 “亚罗号”事件不久，双方照会的中心内容很快便由“道歉”转向“入城”。原来英“夷”的真正目的就是藉此机会实现多年的入城愿望，叶名琛一下子就充满了信心。对付此事，他有经验，也有招数。
1847年叶氏初任广东布政使，正逢英方为一细故发兵攻入珠江，一直打到广州城边的商馆，当时的两广总督耆英吓破了胆，立即同意两年后开放广州。1849年，两年期满，英人要求践约，叶名琛协助徐广缙坚决顶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叶皆亲身体验。此次英方行动的规模有如1847年，这可要硬着头皮顶下去，决不能重犯当年耆英的错误。于是，他开出赏格，鼓励军民杀敌。叶名琛当然知道，军事上的抵抗根本靠不住；可他还有制敌招数。“夷”人最嗜利，万里来广州，不就是为了做生意赚钱？于是，他又下令断绝通商，绝其财路。此举颇有今日经济制裁的味道。他要让包令掂掂分量，入城与通商，孰重孰轻？因此，叶名琛一点也不慌张，坚信一定能挫败英方的入城图谋，只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镇静”不仅是他对时局的态度，而且变为他的对策了。
从广州到北京，当时的加急公文需时约16天，即便以普通速度交付驿递，也不过40天。可是，一直到了1856年12月14日，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报告事件的奏折。此时距“亚罗号”事件已经两个多月了。缓报军情，已是胆大包天之举，更让人惊骇的是，叶名琛竟然谎报军情。他宣称，清军两次大败来犯英军，击毙击伤敌四百余人，就连英军的总司令西马縻各厘（）也被当场打死。
他还宣称，他已调集兵勇两万余人，足敷防守；美国、法国及西方各国均认为英国无理而不会相助。叶名琛送来了一枚定心丸，但咸丰帝吃后仍有所担心：此次兵衅已开，不胜有伤国体，胜则英方必来报复，或窜犯其他口岸，当此中原未靖之时，沿海岂可再起风波。他在为“胜利”而喜悦的同时，又决定不扩大事态，下旨给叶名琛： 倘该酋（指包令）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指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这真是滑稽，失败的一方等待着战胜者来“悔祸”。在这篇谕旨中，咸丰帝还授予叶名琛处理此事的全权：“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著即相机妥办。”广州附近的水陆战事，打打停停。英军虽战无不胜，终因兵力不足，于1857年1月先由城边十三行退往南郊凤凰岗，不久后又退出珠江。叶名琛以为他的“镇静”之计已有效验，得意洋洋地向咸丰帝报告：“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咸丰帝闻之甚为欢喜，让叶名琛全权处理，“朕亦不为遥制”。尽管如此，他仍担心会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在谕旨中提醒叶名琛：从前林则徐误听人言，谓英吉利无能为役，不妨慑以兵威，致开衅端。迨定海失后，即束手无策。前车之鉴，不可不知。 他让叶不要做第二个林则徐，不要光想到广东防守得胜，还要考虑到全国的情况。两个月后，叶名琛又报来了好消息：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获胜，英国政府不满意包令、巴夏礼所为，另派新使前来定议。咸丰帝闻此，以为事件很快会结束，指示叶名琛见好就收，“弭此衅端”。又过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广东的消息，在北京等得心焦的咸丰帝，于1857年6月4日急命叶名琛，速将近况“详细具奏，以慰廑怀”。
第八章 外患又来了（5）
尽管此时广东水师在珠江上又一次被英军打得大败，广州外围炮台全部失守，广州城已经处在内江无战船、外围无屏障、孤城困守的局面，但叶名琛依旧报喜不报忧。咸丰帝在这份奏折上宽慰地朱批：“该夷乘机起衅，天褫其魄，理宜然也”，“俟新酋到后，设法妥办，总宜息兵为要也”。
咸丰帝的全部指示，可以概括为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作任何让步。 由于叶名琛的误导，咸丰帝对真情实际上是一无所知。而真相又是如何呢？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决计扩大战争，但议会里有不同意见。1857年2月，上院一议员提出议案，谴责英国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此时，下院一议员又提出了类似的议案，以263∶247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一派在大选中获胜。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为高级专使，准备对华正式用兵（此即叶报告中的新使）；并与法国、美国频频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发生前，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传教，于1856年2月被当地官员处死。
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法国政府早已计划对华用兵，此时英国政府提出联合出兵，遂与英结成同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高级专使，领兵东来。 “亚罗号”事件发生后，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委员伯驾立即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尽管美国驻华外交官一再呼吁战争，建议侵占台湾、舟山，然美国对外用兵权属于国会，国内又因黑奴问题而南北对立，势如水火。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的出兵要求，但允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一致行动”。1857年4月，美国政府派列卫廉（）为驻华公使。俄国此时正在武装航行黑龙江，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许多军事据点。由于黑龙江、吉林的驻军已大多调入关内镇压太平天国，东北的军事局势已经主客易位，虽没有发生正式的交战，但俄军的数量已远远超过清军。
1857年2月，俄国政府派普提雅廷（Путятин）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朝缔结条约，以获英、法、美在鸦片战争后所获得的侵略权益。普提雅廷在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最后南下上海、香港。他不顾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英法结下的怨仇，参加了英、法、美的行动。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英、法、美、俄联手对付中国。清朝的危机空前严重。
1857年7月，额尔金到达香港，然而此时印度发生了土著士兵起义，侵华英军不能如期到达。额尔金遂返回印度，并将香港英军与正在途中的英军撤回印度，镇压土著士兵起义。额尔金的行踪，为叶名琛侦知，尽管他并不知道额尔金离去的背景。他不免自以为得计，认为英国的伎俩不过如此，“以静制动”的方略大获成功。到了１１月，英国已控制了印度的局势，额尔金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