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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远山感叹：“你是个好人。”
闻笛不由得笑了，温存地说：“我们都是好人。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要闷在心里，只要你愿意对我说，我，愿意聆听。”
廖远山看看闻笛，发现她的眼睛很透明，很柔和，有一种恬淡清纯的光华。他忽然有一种冲动，想把闻笛的手握在掌中，给她，或者说为自己攫取点儿温暖和关怀。不由自主地，他注视着闻笛，目光里隐含着深意。闻笛蓦然抬头，目光撞上了廖远山的目光，心怦怦地跳起来。
“我们都是孤独的人。”廖远山发自肺腑地说。
闻笛心头又是一震。孤独，喧腾热闹的红尘，有哪颗心灵不是孤独的呢？难得的是，两颗孤独的心灵能够相遇，并同时感受到关怀的温暖和期待。难道这不是一种缘分吗？她默默地坐到廖远山身边，把自己的右手放在他的手掌心。两手相握，四目交替，没有任何言语，时间仿佛静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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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镇长是孙子！（1）
廖远山走进牛有为病房的时候，牛有为正在看报纸。他的右手打着厚厚的绷带，吊在脖子上。廖远山问过病情，安慰了牛有为几句，在病床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廖远山心情很沉重地凝视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牛有为感觉出来了，咧嘴一笑说：“没什么的，右手没有了，还有左手，还能做事情。大不了，自己不开车了。比起保尔、张海迪、桑兰他们，幸运多了。我的双脚好好的，能走路。比起这只手，脚更重要，不是吗？”
廖远山没有接话。他左手半握，在鼻子上按了按。鼻子酸酸的，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感觉。他也不知道，怎么这些天变得特别容易伤感，可能正如闻笛说的，人一生病，就变得脆弱。
从计划生育开始，廖远山和牛有为聊开了。牛有为说，农村基层工作有几大难，第一难是计划生育。比如，二胎生育间隔年限和二胎结扎，政策里有明文规定，可是实际抓起来，非常难。没有儿子的，总想生个儿子，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生。这么多年，农村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生孩子生穷的。为了逃避计划生育，东躲西藏，责任田荒废了；孩子生下来，要交罚款，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前几年，还有强制手段，严重的房子也拆。本来就穷，哪经得起这样折腾？所以，地方财政收入数字年年上升，可是农民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想搞点副业，也不容易。碰上年成不好，一场台风，果树没有收成；养鸡养猪吧，不小心一场瘟疫，死个精光。还有老龙河，发起脾气来，谁也不知道后果怎么样。
农业的出路在哪？农民困惑，干部也困惑。有时候，政府想引导农民，可是效果却适得其反。比如，前些年政府号召农民大种马铃薯，农民把水田、坡地，能种的地方全种上。结果呢？到了收获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人家不收购马铃薯了。堆成山的马铃薯发芽发霉，变成烂泥。后来，城里橘子好卖，又叫农民大种橘子，没想到橘子收成，价格跌到两毛钱一斤，连摘橘子的工钱都不够，只好任橘子烂在地里。这样几次三番，农民怕了，一听政府号召种什么，坚决不听。田分到农民手里，种什么收什么，全是农民自己打算，丰收歉收也是农民自己承担。政府既没有很好的指导，也不能分给他们农药化肥。口头上说，政府就是服务，实际上能服务多少呢？
在他们看来，政府能给他们的越来越少，他们要上交的越来越多。公粮、农业税、各种各样的集资费，建大桥修学校什么的，不交不行，可他们的口袋里掏不出钱。政府呢，也穷，穷得有时候几个月也发不出工资。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生育工作就更加难。不像经济发达地区，集体财力雄厚，村里自己有厂房有地出租，每年村里的收入可观，除了每月按人头给农民发钱，年底家家户户还有一大笔进账。孩子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学费全是村里出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看病也由村里负责。他们的计划生育工作非常轻松，农民都很自觉。因为集体可以控制他们的利益，谁违反了，本来应该发的钱就扣除了，直到落实为止。像丰安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距离这个目标很遥远，计划生育工作依然是村镇工作第一难。
接着，牛有为讲了几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
前年冬季计生高潮，牛有为带着几个人，到南水最边远的村庄——黄牛岽村。黄牛岽村有一个对象，已经生下一男两女三个孩子，还是不愿意做结扎手术。黄牛岽村在距离南水镇市镇三十里外的深山里，汽车开到山脚下，剩下的二十里路得靠双脚走。黄牛岽村是个小村，住着三户人家。小村建在山窝窝里，不通公路，不通电，没有电话，完全与世隔绝。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那个小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但既然小村是在南水的地界范围，南水就得管。
管也不容易。那么偏僻老远的地方，谁天天去看着？等到有人报告，那里有个女人肚子大了，二十里路赶了去，根本就见不到人影儿。山高林密，随便哪里一蹲，打破铜锣喊破嗓子也没有用。对其家人做思想工作，教育说服，他们笑嘻嘻地听着，闹半天也不明白你到底说的是啥。计生办主任廖晓芳诉苦，牛有为亲自率队上阵。
翻过好几座山头，爬了一道又一道陡坡，在羊肠小道上跋涉将近三个小时，牛有为他们终于看见了黄牛岽村。太阳当顶，大家又热又渴，一个个累得腿脚发软，气喘吁吁，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上来。带去的干粮大家分了，就着山泉水，胡乱对付了一下肚子，向着小村走去。
计生对象不在村里。事实上，远远看见山路上走来一帮人时，他们还在吃午饭。等到一帮人到了村前，他们才不慌不忙地闪进后山的树林。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得见你，你找不着他。一个上了年岁的阿婆坐在木墩上喂孩子，拖长音调招呼牛有为：“同志哥，来了呀。来，进屋喝茶。”
几个人前后左右观察了一遍，没有发现目标。廖晓芳告诉牛有为，老人就是对象的婆婆。牛有为在阿婆旁边的木墩上坐下来，问她儿媳妇哪里去了。阿婆回答：“进山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太阳下山了回来。”
阿婆可能想，等到太阳下山，牛有为他们就看不见下山的路了，不可能在这等。没想到，牛有为下定决心等下去。吩咐其余几个人到后山找找，看能不能找到人，他先做做阿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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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镇长是孙子！（2）
阿婆，你二儿子家几个孩子？
一个。
这里不是有三个吗？两个女孩子不是你的孙女？
是。
不是你二儿子生的？
是。
那你怎么说只有一个孩子？
是一个孩子。
明明有三个！
没带把的，丫头不能算。儿子才是自己的，丫头，别人的。不能算。
阿婆，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年了，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个孩子。
可是，他们只有一个。
他们已经有三个了。
在我们这，丫头不算人丁。
时代不同了，生男生女都一样。
不一样。丫头不能养老送终。
反正政策不允许，你儿媳妇肚子里的孩子，必须落实措施。
我说同志哥，你们政府管天管地管狗拿耗子，还管人家生孩子干吗？孩子生下来我们自己养着，又不要你政府养，生多少个是我们自己的事。
牛有为一时语结。这老太太，简直跟她没法说。
廖晓芳走过来，接口说：“阿婆，你这就不对了，政府可能不能管天管地，但生孩子的事情，政府一定要管。”
廖晓芳来过几次了，老太太认得她。老太太白了一眼廖晓芳，说出的话有点难听：“同志姐，你说，在我们这深山老林，天一黑，也没别的什么事做，不做那个事，做什么？你也知道，做那个事，不就要生孩子吗？自古以来，哪个男女不是这样过来的？天经地义！”
廖晓芳着急地说：“所以就要采取措施呀！要是一直生下去，还不生出十几二十个来。”
老太太不宵地说：“那也是我们自己养着呀，又不用麻烦你。你操心什么呀！”
牛有为把廖晓芳叫到一边，懒得跟她啰嗦。一会，几个人陆续从山上下来，没有发现对象的踪迹。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等。但是，等也不是办法，对象知道这些人在，是不会回村的。牛有为设了一计：大家装做离开的样子，过了一个山坳，在那等着，等天黑以后，再悄悄折回去。
大家依计行事。天完全黑下来以后，牛有为带着一帮人蹑手蹑脚地摸进村，那个样子，跟电影里的镜头很相像。谁知道，他们还没有挨到对象家门口，几条恶狗气势汹汹地狂吠起来，结果对象两夫妇在牛有为他们的眼皮底下再一次逃之夭夭。
继续等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牛有为他们只好撤退。按照当时的做法，对象逃跑，就把对象家值钱的东西搬走，等对象落实了措施，才还给他。可是，这个对象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一张大床，也是自己做的。最后，只好把一头黄牛、一笼鸡带上。
廖晓芳有经验，带了一把手电上来。可就那一把手电，根本照顾不了所有人，反而晃眼，干脆借着朦胧的夜色，摸索着前行。没走出多远，只听“哎哟”一声，跌倒了一个，一笼鸡扑棱棱全飞了。那黄牛不认生人，走几步停一会，后来干脆撒赖不走了。拿树枝抽它，一个转身，撒蹄子跑回村里去了。没奈何，牛有为一班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亦步亦趋，摸到山下，天已经亮了。互相看看，一个个泥猴似的，有的膝盖摔破了皮，有的手掌擦出了血，要多狼狈有多狼狈。临上车，一个干部踉跄几步，晕了过去——饿的。
“这鬼地方，以后再也不来了。”这话廖晓芳说过好几次，每次从黄牛岽村回来，她都这么说。然而，下一次，她还是去。
“五十来岁的人了，真难为她。”牛有为对廖远山说。
廖远山默默无语。
牛有为无奈地说：“我们一点也不敢放松，每次计生高潮，都是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即使这样，丰安去年还是黄牌。验收的时候，南水受批评了，因为有一项指标没有达标。这也怪我，要是我心眼活一点，把话说得灵活一点，可能就过去了。我知道，在别的地区、别的县、别的镇，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也明明知道，一切就看验收了。但是我，就是编造不出来。因为这个，县里和镇里有不少干部怪怨我，说我拖了后腿。我也不知道怎么啦，我是在努力做事的，一直在努力，可是，老是这里不对劲，那里不对劲。唉，都怪我这人太死心眼，太实在。”
廖远山沉思着说：“在城市，计划生育工作要好做得多。不少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他们根本就不要孩子，那样的家庭就是所谓的现代‘丁克家庭’；不生孩子的女性，还自称是‘绝代佳人’。现在的趋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我也想过，国家是不是可以在教育上下工夫，让农村的孩子有书读，读得起书，这样，文化素质提高了，观念改变了，也就不会一门心思考虑传宗接代。”
牛有为点头说：“很有道理。还有，是不是可以把投入计划生育的巨大资金，作为农村人口的养老保险，老有所养，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就好办了。但是，话是这么说，做起来也难。比如，我无数次地想，在做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温和一点，采取的方式不要那么极端，前些年的拆屋砸房子抄家什么的。可是，只是说服教育，行吗？同样不行！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你这头工作还没做通，他那边孩子已经生下来了。现在，那些极端的方式已经被禁止，冷静地想想，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大概，这就是过程吧。就像民主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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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镇长是孙子！（3）
廖远山没有想到，牛有为还有这样的思想。他认同地点点头说：“对，很多事情，只有等事情过去，才能看得更清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和错往往没有那么简单界定。”转换了一下口气，关切地说，“你现在先不要想那么多，身体要紧。你的伤这么重，要静下心来，好好养伤。”
“我也想静下来，”牛有为有些激动，“但是，能静得